【阅读】示读者以大信（38）

“遗民不世袭”： 一条被遗忘的历史规律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其实隔代亦隔山，而且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并非今代独有之物。早在距今三百多年的清初，就有一位明末遗民徐介老先生，发现了一条“遗民不世袭”的历史规律。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漫谈气节问题的文章，登在今年6月12日的《北京日报》。几位朋友看了，认为虽属旧闻，尚有新义，但也提示： 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呵！言下之意，你一篇文章说得清吗？对对，我自己也觉得，文章发表，意犹未尽。不说别的，只说现今一代的青年人，对他们前一辈或更前一辈人经历过的那段苦难历史，态度之冷漠，知识之缺失，令人吃惊，更罔谈什么气节问题了。仅此一点，就是一个无论如何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而且也不是中国所独有。

且看俄罗斯的情况，今年是反法西斯卫国战争65周年纪念，俄罗斯政府举办了盛大的阅兵和纪念活动，但据媒体报道，“俄罗斯青年人对本国历史没有兴趣”。许多被访者搞不清二战的爆发日期，有的干脆回答“不知道这个日期”。

我国青年人的历史知识又如何呢？也是媒体报道，近日一群青少年学生在一次文化知识测试中，回答“什么是‘四人帮’”这个问题时，竟有“一个同学有困难，四个同学去帮，就是‘四人帮’”的答案。这可能是个别例子，也许别的同学答得出来，也许大家都不知道，看似笑话，还真是一个叫人笑不起来的笑话。

出现这些情况，当然是讳言当代史事的“厚古薄今”历史教育的责任，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历史教育是最重要的，但也不能全由教育来负。青年人有自己的爱好与取向，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其实隔代亦隔山，而且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并非今代独有之物。早在距今三百多年的清初，就有一位明末遗民徐介老先生，发现了一条“遗民不世袭”的历史规律，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条适用于清初“遗二代”的规律，大概还可适用于今天人们常说的“官二代”或“富二代”身上。

先从钱穆的一部书说起

徐介这个名字，听起来陌生。他是怎样一个人呢？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历代人物约四万多人，无徐介词条。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收录人物达五万四千五百人，也没有徐介的名字。辞典没有收入，不等于没有这个人存在，但至少是不被史学家重视的人物，那是无疑的了。那么他又怎么会为人所知，并引用了他所发现的这条历史规律呢？

这要从现今已被大陆学界尊为最正统“国学大师”的钱穆一部史学名著说起。

这部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1937年。此前1931年发生了震惊世人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国难当头，内忧外患，中国举国寻求救国之道。以史鉴今，教育群众，便成了历史学家的责任。钱穆于自序中，讲明此书写作宗旨、指导思想及内容大要，有三段文字最重要。

第一段文字说：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这是明确指出本书的立场观点，站在宋学一边；因其“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就是说，清代的宋学直接继承了在野的东林党人评议朝政的传统。

第二段文字说：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黄宗羲）嗣轨阳明（王阳明），船山（王夫之）接迹横渠（张载），亭林（顾炎武）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颜元）则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敻绝焉。这段话指明两点： 一、 遗民的气节，“不忘种姓，有志经世”，二、 清初学术，接轨“东林遗绪”，不同于“精气敻绝”的乾嘉之学。

第三段文字说： 抑余治诸家书，犹多余憾。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梨洲晚节多可讥。晚村（吕留良）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俯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习斋力唱经世干济，恕谷（李塨）乃为游幕。徐狷石（介）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继之以潜邱（阎若璩）、西河（毛奇龄），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也。复继之以穆堂（李绂）、谢山（全祖望），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义理学也。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这段是三段引用文字中的重中之重，首先，作者提出了徐狷石（介）的名字和他发现的“遗民不世袭”这条历史规律，这是在此前后尚未见有他人提到的惟一的一次。其次，按此评准，作者一一评论了包括曾被雍正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一再被指斥为“逆贼”的吕留良，以及著名的顾、黄、王、颜四大家，以及全祖望等，都是清代三百年知识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当然，倘若没有本书作者的见识与眼光，也了解不了徐介其人和“遗民不世袭”这句话的重要性。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徐介其人其事

关于徐介生平事迹，目前所能看到较为完整的一篇传记，见于清人阮元辑印的《两浙輶轩录》所收冯景撰《解舂集文钞》卷十二，题为《徐先生传》。冯景，字山公。钱塘人。康熙国子监生，曾入宋荦吴抚幕。有《幸草》、《樊中》及《解舂》诸集。晚年识徐介，为忘年交。今全录其传如下： 先生姓徐，名介，字孝先。仁和人。初名孝直。明癸未诸生，家塘栖之落瓜。世贵，族称落瓜徐氏。父灏，崇祯甲戌进士，知武陵县。早卒。母陆，育先生而殒，鞠于后母陆，如己出。先生友爱，弟敬直，无异母视。敬直尝病，躬拭秽恶，数月不厌。甲申后，弃田庐，白衣冠徜徉山水间如狂。已而入河渚，爱其地浦溆陂塘，梅花竹芦，清幽绝胜，遂寄棲施相之庑。盖先生妻若子皆前死矣，终身不复娶。梅花开时，日夕游咏其下，今所传百四十四首是也。先生喜饮酒，善哭，每酒酣，则拭涕抆泪，发声磕磕，而不可止。侯官高兆，尝千里访先生，留宿寓庐。夜半闻大哭，惊询相子云蒸，对曰：“鼠衔先生葛巾去也。”积书千卷，教授童子五六人，各受小学。盛暑必衣，步趋翼如。生平不泛交一人，人有过，面斥不少假。燕居相对，愉悦近情，使人人可亲。与汪杲善，晚识冯景，为忘年友。尝谓杲曰：“自陈际叔、应嗣寅没后，杭州十万户，虚无人矣。今有半个在，冯山公也。”杲问故，曰：“未知后半截何如耳。”景闻而感之，其慎于许可如此。戊寅秋，将之海宁，访故人许全可。未行，一夕中风卒，享年七十有二。会相先日他出未还，子云蒸在滇，而云蒸妇命稚子传语诸门生曰：“徐先生大故，尝闻翁言矣，请以中堂奉棺含敛，庶翁还无憾。”赴者心善其言，而情有未安，言说三复，卒进先生于正寝。明日相还，抚棺恸哭，且摩稚孙顶曰：“汝能代母传吾言，真吾孙也。”相字赞伯，长先生五岁，亦隐君子，能文章者。

论曰，观人于所主，岂不信哉！徐先生侨隐施氏庑下，卒正寝于其堂。赞伯夷居片言，而妇而孙，笃守弗越，竟敦古义，亦可传也夫！这篇传有三点可说： 一、 徐介父亲徐灏是崇祯进士，做过武陵知县。徐介是当时标准的“官二代”。但明亡后，弃田庐，白衣冠徜徉山水，不求仕进，以遗民自居。二、 晚年宁愿寄隐友人施相庑下（堂下周边偏屋），终老其间，是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遗老分子。三、 但是这篇传记，无一字提及徐介曾有“遗民不世袭”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要再看一篇一生以搜辑明末遗老事迹为己任的大史学者全祖望的文章，方才知道。这篇题名《题徐狷石传后》的文章，收在《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今亦引录如下： 冯山公集中有《徐狷石传》，吾友王瞿（麟徵）多所不满，请吾（全祖望自称）更作。予以冯传略具首尾，亦足资考证，若瞿所访得轶事，可别志之传后也。瞿曰：“狷石严事潜斋（应为谦，仁和人，明诸生，曾辞博学鸿词荐），其后潜斋亦畏狷石。”尝一日过潜斋，问曰：“何匆匆也？”潜斋答曰：“主臣（惶恐呵）！以儿子将就试耳。”狷石笑曰：“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亦已明矣。然听之则可矣，又从而为之谋，则失矣。”于是潜斋谢过，甚窘。狷石最善顾宛溪（祖禹），会有事欲商之宛溪，而宛溪在昆山司寇（指徐乾学，顾炎武甥。康熙进士，曾任刑部尚书）馆中，狷石徘徊其门不入。会宛溪之从者出，因以告，乃得见，然终不肯入。司寇亦闻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已解维疾去矣。潜斋之辞徵车也，其孺人颇劝之，狷石谓曰：“吾辈出处之际，使若辈得参其口乎？”潜斋遽曰：“谨受教。”是皆瞿所述狷石轶事，足以厉风俗者。原来徐介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亦已明矣”，这是看透了历史的必然与世情的变化，得出的至理名言。钱穆在这句话后，加上一句“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意思就更明白了。按全氏所记此语，虽系得之于友人王瞿访得的轶事，似未见之于徐介本人文字，但以全氏治史之严谨，徐介平素言行之一致，可信其真实可靠。

梁、钱二家学术史比较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193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前，梁启超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于1921年已由同一家印书馆在上海先行出版，并很快成为论述有清一代学术史的经典名著。而后于梁著十多年出版的钱著，事实上学术界也已承认是这同一领域的经典之作。1980年，距此书出版已近半个世纪，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台湾版重印所写的《重印弁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钱穆氏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解放前在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鉴于此书对学术研究仍有参考价值，我们现根据台湾商务馆1980年所出第七版加以影印，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但是，读者如若对二书稍作比照，就会发现，二书的论题以及涉及的有关人物，虽然大体相同，但贯穿全书的思想、立场、观点，却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走的是两条路子。

第一个大问题，如何看待汉学与宋学之争。梁著尊汉学，黜宋学。自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汉学“为考证而考证”，“实事求是，无证不信”，为清学正统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流或主旋律。至引非清儒的胡适为此派传人，“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宋学“极空疏”，“成为一种空论”，“喜言成败得失之务”，为启蒙派，起的只是一个短期作用。钱著则重视宋学，称宋学讲体用，讲政教，讲书院议政之风，“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

第二个大问题，如何看待东林党人。梁著不谈东林党人，钱著强调东林与清学的承传关系，“一在矫挽王学（指王阳明心学）之末流，一在抨击政治之现状”。

第三个大问题，如何看待气节问题。梁著不大关注民族气节问题，顶多说清初“诸大师之志存匡复，始终不为清廷所用”；或说：“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群力以治朴学”，这不也变为正统派了吗？钱著则坚守夷夏之防，以“不忘种姓，有志经世”区分一代学术精气所在，“乾嘉之学，精气敻绝焉”。更重要的，钱著第一次发扬徐介“遗民不世袭”之说，使这条历史规律方为人知。应该说，这是为近代史学所作的一大贡献。

结束语

以上就是为气节问题所作一点补充，主要涉及钱穆、梁启超两位国学大师，以及徐介这位明末遗民；还有就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两部书。

在近年日逐升温的“国学热”中，跟着出现了一些过去年代连名字也被禁讳的“胡适热”、“梁启超热”和“钱穆热”，不仅他们的著作纷纷重印出版，就是他们一些往年旧事也成热门话题，为许多报刊竞相传载。历史学家有个循环论，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叫“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眼下出现的这些“热”，似乎也印证这种老话的道理。

1998年，我应上海书店出版社之请，为他们重印雍正《大义觉迷录》写一篇后记（相当于“导读”），谈到了民族气节问题，也引用本文前面所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那段文字，并提出一个可供思考的问题，现亦引录如下： 这里（指钱著自序）所一一加以评论的，都是清代三百年知识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但经钱氏的严格标准所衡量，几无一不受批评的。今天看来，这样严格的单一标准，还能不能普遍适用？若此标准需重加认识，所谓爱国主义又何从体现？钱氏在这部大著中所定这个标准，尚论清一代学人出处、文运升降，若仅着眼于民族气节，而无视于政权问题，虽与钱氏著书时举国抗日情绪高涨、民族危亡局势有关，但事实上甚至是从清末革命党人强调民族气节同时又重政体（包含政权）革命的立场上后退了。是知钱氏晚年定居台湾，蒋介石礼为上宾，岂偶然哉乎？而民族气节，实质就是如孟子要求于“大丈夫”那样的做人气节。一代学人的气节，确实关乎一代或几代的学风文运，又是经过现当代历史所验证的事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可思考的问题呢？这个问题，今天看来，还不算过时；而十年前所写那段旧文，今移作本文结束语，也还不算文不对题吧。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南方周末》编，详情请点击：http://shop.infzm.com/goods.php?id=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