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示读者以大信（35）

不着四六的“四六体”

读到一个帖子，有网友将余秋雨先生和魏明伦先生近期撰写的骈体碑文进行优劣比较，并提供了原文。我讶其拙劣，顿觉两眼一黑。

有些能耐，得自一种时间差。对于疏离繁体字的现代青年，有人仅仅流利地写出一手繁体字，就足够赢得满座尖叫了，而搁过去，根本不算本事。骈体文也是如此，除非有人能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否则，它在今人心里产生的敬意，不过是被时间放大的幻觉。唐德刚先生曾对《今古奇观》里一段“乔太守‘乱点鸳鸯’”的骈体判词大加赞赏，誉之为“掷地有声，铿锵之至”。我们知道，当年从事白话小说写作的作者，并非一流人物，大学士冯梦龙可能对内容做了些修改润饰，而其真正的作者，早已湮没不彰。我的意思是，即使写出如此“掷地有声”的骈文，也未必仰仗公认的蟾宫折桂手。假如仅以写得像那么回事为标准，当年任何一个村秀才，都不会把排列几行“四六体”视为畏途。因为，该文体以“两两相对”为特征的表达，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语言的机械性，也把句子结构的难度降到最低，寻常书生只要稍加修习，不难写得煞有介事。

如是描情状物，骈体文自具优势，其中道理古人虽不及知，说来却并不太难。当作者致力于描情状物时，他那枝文学笔，临时客串了画笔，而对称、对比等手法，乃是视觉艺术中经久不衰的法宝。电影的蒙太奇手法，高明处往往就是拿对比强烈的镜头进行组合，当战争紧挨着和平，婚礼紧接着葬礼，总能最大程度地营造视觉冲击力。以古喻今，此类手法直如视觉化的对联，我们读六朝骈文翘楚《与朱元思书》，如“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所得美感，颇似欣赏一部高明的风情MTV。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说到骈体文之饱受诟病，我想提及一个古人未予深察的原因： 骈体文在描情状物上有多先进，它在思维等级上就有多幼稚。受制于“两两相对”模式的牵引，骈体文不得不陷入对偶式思维的魔咒，公正地看，对偶式思维更像是一种巫术，当其借助文字的形式美感煽惑读者时，亦使巫术效能臻于极大。盖因道理不是情侣，虽不排斥出双入对，但绝不固执于成双作对，若强行嫁接，等于把真理弄成床戏。当写出“分久必合”之后，不动脑子也能凑出“合久必分”，当写出“信言不美”时，甚至都无法阻止“美言不信”的出现，先人遂在某种程度上把道理弄成填空游戏了。恕我鲁莽，尽管后句出自堂堂老子，但我并不想掩饰自己的轻视，因为我觉得，老子陷入了一种韩非式“自相矛盾”之境： 只要我们觉得“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里还含有语言美感，它就恰恰构成了对老子立论的否定。此虽特例，但也折射出骈文之咎，试图用语言的形式美感来加强逻辑力度，遂致走向反面。

诚然，撰写碑文时，骈体文仍具优势。说穿了，志在歌功颂德的碑文，本不在乎阐述真知，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礼仪化文体，须臾离不得装腔作势。因此，但凡意在使文字走出仪仗队步伐，同时令其具有汉白玉或青铜的质地，耸出华表的效果，骈体文都是不二之选。我篇首提及的那两篇碑文，除了在行文层面一无是处，即在最起码的态度上，亦毫无足取。余文在扯了些徒贻人笑的大话后，竟然还忙里偷闲地来一番顾盼自得，道是“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全然无视碑体文应具的庄严法相。魏文也好不到哪儿去，作者昧于碑文的礼仪化要求，试图用一些插科打诨的杂文笔法，装点自我，调戏山川，取媚读者，甚至写出“国际歌回荡，地球村旋转”之类让人愕然的句子。对照堪称碑文鼻祖的秦相李斯，两文之庄谐失控及轻浮油滑，尤为触目。当年秦相李斯撰《泰山刻石文》，后人在肯定“其词特庄”之后，又评点道：“秦相他文无不丽，颂德立石，一变为朴浑，知体要也。”可见，“知体要”乃是操持该文体的入门心法，连这点认知都不具备，只是一味唐突汉语，自我抬举，结果只有一个： 无辜江山，横遭墨猪荼毒。

此类文体，本来不过是几个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吏弄出的商业策划，并不值得在文章层面加以评议。但虑及庸吏源源而无尽，两位自我感觉超好的文人又绝无藏拙守愚之意，可见的后果是，今后我等行走江湖，常会猛不丁撞上此等恶碑劣墨，不免大感人生无趣。不得已，只能嘀咕几声。“学六朝不善，不过如纨绔子弟，薰香剃面，绝无风骨。”这是当年袁枚的忠告，临时拉来，聊充小文之收场白。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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