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示读者以大信（24）

左右为难的乔姆斯基

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像乔姆斯基那样，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人观念，推导出那么激进的社会政治安排，并对现实世界提出那么强烈的批判。

看到这个标题，读者一定会笑起来。这有什么好为难的？乔姆斯基当然是左派，而且是美国有名的极端的左派。如果还不够，有人还喜欢在“左派”前加一个“新”字，于是成了新左派。这样一来，大家似乎就更明白了。不是吗？据说过去十多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论争，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既然乔姆斯基是新左派，那他一定和中国的新左派是一路，也就一定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8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当乔姆斯基遭遇中国》专访及徐友渔先生的响应（题为《知识分子应批判自己所处的现实》），采取的就是这样的阅读。所以，徐先生才说“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学理批判，有不周全、过于极端的地方，传到中国造成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在中国被最大程度放大了”。然后又说：“中国的左派抓住乔姆斯基的主要观点，借题发挥反对和阻挡改革开放。”但读完专访，我却有一大堆疑惑。

乔姆斯基和自由主义的共享价值

首先，当被问及对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罗尔斯（John Rawls）的评价时，乔姆斯基对前者极尽嘲讽（“我觉得他完全生活在梦想中”、“哈耶克的书读来很有趣，但是跟现实社会没什么关系”），对后者却相当推崇（“罗尔斯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他的书很值得读，但他并没有过多描述世界应该怎么组织”）。但这两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自由派，如果乔姆斯基要反自由主义，为什么他不同时大力批评罗尔斯？

其次，乔姆斯基最有名的政治立场，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批评美国为了统治全世界，用尽各种肮脏手段侵略和控制其他国家。如果他所说属实，那么主张普遍人权和平等尊重的自由主义者，难道不应该和乔姆斯基站在同一阵线吗？

第三，乔姆斯基是支持民主选举的。他在访谈中要批评的，是美国民主徒具形式，选举过程受资本家和公关公司操控，民众无法有真正的政治参与，因而背离了真正的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对于这点，美国的自由派也十分同意，所以才大力主张参与式（participatory）民主和参议式（deliberative）民主，同时赞成对选举捐款设定上限和限制大企业在政治广告上的开支。

第四，乔姆斯基和自由派一样，支持言论自由，并很自豪地指出美国“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是领先世界的”。最后，乔姆斯基重视社会正义，所以丁学良先生在响应中强调：“乔姆斯基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正义之心。”但这同样是自由主义的终极关怀。不要忘记，罗尔斯的大作，正是以“正义论”命名，探究如何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公正社会。就算被视为放任自由主义代表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做工作也是努力建立一套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正义理论。

既然乔姆斯基拥护民主，支持自由，反对霸权，追求正义，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派不可以视他为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同时用他的思想来推动中国的开放改革？或会有人响应说，这些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它们属于新左派。如果这样，我们就得问，到底什么构成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退一步，不管答案是什么，这样做似乎都有点不智，因为这等于将本来属于自由主义传统最强的价值拱手让给了论敌。又，如果中国新左派真的如徐友渔先生所说，从乔姆斯基那里学了他的主要观点，而乔姆斯基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民主，那么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到底在争什么？这实在令人困惑。我们当然知道，分歧事实上存在，但我们至少不必先划定左右，然后将乔姆斯基推给中国的新左派，并因此认定他必然全盘反对自由主义。

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乔姆斯基和自由主义一方面共享不少价值，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个分歧，使得很多人将他视为左派。这个“左”，我相信是因为乔姆斯基反对毫无节制的市场资本主义，而这点又似乎颇为接近中国新左派的立场。这也是徐友渔先生的意思，所以他才指出“乔姆斯基这样的左派对于市场经济是一种极端批评的态度”，也就是说，乔姆斯基反对市场，中国自由派则拥抱市场。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他们反对和支持市场背后的道德理由。市场并非自有永有，更非自发的秩序，而是人为的制度，并对每个人的福祉有极大影响。因此，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没有自明和自足的价值。它应否存在，以及应以什么方式存在，都需要道德论证支持。乔姆斯基对此作了认真思考。

自由人和市场的张力

且让我慢慢道来。乔姆斯基在1970年作了一场以“明日的政府”（Government in the Future）为题的著名演讲，后来更出版成书。在这本小书中，乔姆斯基清楚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演讲一开始，他就表明立场：“我认为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概念（libertarian socialist）根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它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在今天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和自然的延伸。所谓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我指的是从左翼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思想。”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习惯了非左即右思维的人，一定觉得乔姆斯基这个立场十分怪异，因为他将被视为极右的放任自由主义和极左的社会主义两个观念摆在一起，而且声称他的思想源头来自以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密尔（J. S. Mil）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并基于此而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他不再服膺古典自由主义，不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错了，而是认为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发达工业社会。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人的理念。乔姆斯基以洪堡特作代表，指出人最重要的本性，是能够自由探索、创造、选择和自我完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机械，而是具多样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有能力作出自主的决定，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为了实现人的本性，所以必须严格限制国家的权力，因为“国家的行动和存在和人类潜能最丰富的多元性的全面和谐发展，根本上并不兼容”。既然如此，那岂不是说应该鼓吹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这是不少当代放任自由主义者的思路，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诺齐克等。他们认为，市场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支持一个甚少政府约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道德理由，是它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人的自主自由，从而实现人的本性。

乔姆斯基却认为，错了，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带来自由的实现，反会导致更大的宰制。究其原因，大略如下。一、 市场残酷的竞争，将令穷人和弱势者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自由人的理念成了天方夜谭；二、 当劳动力变成商品在市场出售时，工人失去自主性，完全受到资本家的支配，形同“工资奴隶”；三、 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工人无法在生产活动中实现人的创造性；四、 等级制和威权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将对人带来种种压迫；五、 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民主制度徒具虚名；六、 催生“拥占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个体变得贪婪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从此消失。乔姆斯基因此说，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人的多元性和人的自由创造能力，那么就不可能接受市场资本主义。所以，他在访谈中对哈耶克的批评，要点并不在于现实中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而在于一旦有这样的市场，“社会会立即被摧毁”，人的自由本性无从发展。由此可以，他和当代放任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其价值基础，而在于对实现这个价值需要什么制度，有相反的判断。

福利国家和无政府主义

既然如此，出路在哪里？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条路是一方面实践法治民主宪政，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容许市场经济的同时，由国家透过税收和其他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教育房屋和失业养老等福利。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甚至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致力减低社会贫富差距。这是今天很多福利国家的模式，也相当接近社会民主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我在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对罗尔斯有详细讨论，并指出他的正义理论同样建基于自由人的理念）。

这种模式并不否定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但却不将它和国家对立起来，而视其为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环节，并根据我们对正义社会的理解作出各种调节和限制。乔姆斯基在另一次访谈中，表明这虽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却远较市场资本主义为佳，因为它至少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是走向公正社会的重要一步。明乎此，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他对哈耶克和罗尔斯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在英文中，一个叫Libertarianism（放任自由主义或自由右派），一个叫Liberalism（左翼自由主义或自由左派）。

另一条路是什么呢？乔姆斯基说：“对我而言，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将直接推导出（lead directly to）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乔姆斯基从根本上反对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他认为生产工具既不应由资本家拥有，也不应由社会主义的官僚控制，而应该根据其功能，交给不同自由组合而成的生产组织，并由工人以民主方式参与管理和作出决策。社会生产和分配不需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来执行，而是由众多民主自治的工团彼此合作协调，组成一个没有宰制压迫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乔姆斯基因此有时称自己为无政府式的工团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他坦承，他的想法深受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的影响。

先谈理由再分左右

有了以上背景，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乔姆斯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发觉，问题并不易答。乔姆斯基出于他对自由的坚持，因此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反对国家主义。因此，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抨击可能与国内某些自由派相左，而与新左派相近；但他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又与自由派接近，而与主张“强国家”的新左派相悖。这样看来，乔姆斯基在我们这里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迫位置，很难被那种“自由派VS新左派”的政治光谱所把握。这也反映出，目前流行的这种派别分野本身的重大局限，而固守这种狭隘的框架，会妨碍我们真正理解乔姆斯基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观点，也难以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批判性的探讨。

乔姆斯基的思考呈现这样一种结构： 先有一种对人的理解，然后由此界定人的根本利益，再由此追问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够合理地实现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像乔姆斯基那样，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人观念，推导出那么激进的社会政治安排，并对现实世界提出那么强烈的批判。

当我们清楚乔姆斯基的论证后，就可以针对他的论点，进行实质讨论。例如我们可以质疑他： （1） 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恰当；（2） 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否真的较自由民主国家实行的福利主义制度，更能有助人的自由潜能的全面实现；（3） 工团主义又是根据什么原则合理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回过头来，我们也可以反问自己： 一个无约束的市场制度，是否真的能够很好地保障平等公民的幸福和自由；一个威权式政府，又如何能够避免权力滥用和实现真正的公正民主；更重要的，是两者之外，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所以，乔姆斯基这次访华，带给我们一点启示，就是在思想讨论时，实在不宜急于划定左右，区分敌我，而应先好好了解对方的具体想法，因为这些都是大而化之且意识形态味道甚重的标签，很易简化问题，牵动情绪，结果既无助于我们了解该哲学家的思想，也无助于我们善用他提供的知性资源，好好拓宽我们的道德政治想象。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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