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示读者以大信（17）

一个平民的自由理想

初识周保松先生是在8年之前。当时听朋友介绍说，保松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在约克大学读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他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有精深的研究，还不到30岁就为台湾版的《正义论》中译本写了长篇导读……这样一份出色的履历很容易让人猜想，他大概属于那种典型的青年精英： 家境优越，名校背景，天生的知识兴趣，又聪明过人，想必会在学院象牙塔的阶梯上不断攀升，一帆风顺地达到顶端。对于这类精英学人，我一向甚为钦佩，却并不感到亲切。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种猜想是莫大的误会。

最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这是一部政治哲学的研究专著，但其立意与志向超出了“学院派”狭隘的旨趣。如果阅读此书的跋《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以及作者另一篇流传甚广的自述文章《活在香港： 一个人的移民史》，我们会为一个平民子弟走向哲学探索的心路历程怦然心动，也会由此洞悉，在他严谨冷静的学理论证背后，蕴藏着执著的道德理想与热忱的社会关怀，这是作者出自生命体验的追求，也是针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思考。

保松出生在广东农村，小时候曾放过牛打过渔，后来到一个小县城念书。1985年随父母移民到香港。但这个新世界却让他“无所适从”，甚至感到“格格不入”。最大的困扰还不是移民阶层清贫的物质生活，而是他经历的身份危机与意义迷失。但这种深刻而痛楚的体验也造就了生命中的契机，开启了他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在香港“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看到了危险和冷酷的另一面： 人成为追逐物欲的经济动物，社会被本利计算的工具理性所主宰。而当成败胜负变成压倒一切的法则，竞争就可以不惜牺牲人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但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吗？这样的社会形态是注定的吗？有没有可能让人们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类似的问题让这位少年难以平静，也使他冥思苦想，成为他此后的根本关切所在。

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个人往往显得弱小无力，“顺应”似乎总是比“改变”更为现实。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酷爱文学与历史的周保松屈从了亲友与老师们的劝告（因为“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人最终要回到现实”），入读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但一时的妥协并没有解脱他的心灵困扰。进入大学之后，他被校园的学生运动和哲学系的选修课深深吸引，最终在三年级放弃了工商管理专业，转而攻读哲学。1993年秋季，在石元康先生的哲学课上，周保松第一次正式研读政治哲学，从此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哲学探索之路。因为他相信这种探索才能最好地回应他内心最深的疑惑与难以平息的关怀。对保松而言，政治哲学从来不是知识贵族的智力游戏，而是与现实世界的人生和社会息息相关，是要去探究公民生活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一起？

经过十多年的研读思考，周保松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所谓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首先是对现代道德理想的重申： 所有公民都是自主的个体，他们拥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是现代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革命）的历史成就，也是所有进步与正义的政治事业的共同价值基础。但反讽的是，这种深入人心的现代理想，虽然在原则性的抽象谈论中被高度肯定，却在实践层面中遭到重重阻碍，最终流于空疏，成为不切实际的修辞而被人漠视。有“深奥的学者”视之为“陈腐之说”而有所不屑，更有出自某种“古典心性”的观点，认为人在身体与智力上的差异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于是将“自由平等”原则鄙薄为流俗而肤浅的意识形态。这类古典见解似乎不无理据，却根植于一种自负的信念： 深信自己在这个“金银铜铁”的自然等级中必定无疑属于“金银”。但其困境在于，一旦在某种等级结构自己被置于“下品”，甚至必须闭嘴噤声，不知是要祈愿“自然秩序”的重归来恢复他们的“高贵地位”，还是要伸张平等来获得应有的自由与尊严。周保松重视现代性的转变，他意识到“人人自由平等”从未在现实世界中充分实现，因此才坚持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是一种未竟的需要付出努力的政治事业。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基于这种明确的价值立场与预设，周保松在不同篇章中着重辨析和回应了时下流行的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质疑。在许多人看来，“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可疑的“答案”，而这个标签在中国近乎“声名狼藉”——自由主义放任弱肉强食的竞争，危及平等与社会正义；自由主义自毁价值的根基，听凭个人偏好取代信仰与道德理想，导致虚无主义和精神危机；自由主义主张“原子化个人”而漠视共同体的理想，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对诸如此类的忧虑、质疑和指控，作者了然于心，并予以认真对待和详尽的回应。他基于自由的理由来批评“放任自由主义”；他针对施特劳斯的指控，论证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何以与虚无主义南辕北辙；他辨析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为何无法与道德原则相割裂。凡此种种，他的阐述和辩护不是困于意识形态偏好的草率意见，而是在敏锐的批评反思意识中展开的细致入微的辨析论述。

严谨的理据与明晰的论证，是周保松格外突出的风格。这并不保证作者的每个观点正确无误，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的告诫： 希望读者阅读此书“最好心存怀疑”。但严谨明晰的论述最为勇敢也最为谦逊，它服从“理由”而不是权威，因此对所有言之有理的批评敞开自身，使质疑和辩驳成为可能。而那些自视真理在握的“权威”，文章往往晦涩难解、语焉不详、神秘玄虚。他们敢于旁若无人地发言，因为其文本不可解读，也就无可辩驳。时下似乎不乏这类“权威”。因为历史上有尼采等“伟大的例外”，也就便于一些自大狂将自己列入“例外”的天才行列，免于批评而孤芳自赏。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界开始流行对所谓“牛人”的标榜和崇拜，一些年轻学子趋之若鹜、纷纷仿效。可以想见，在一个轻视“说理”而鼓吹“牛语”的学界，彼此之间不过“对牛弹琴”而已。

保松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身为教师，他“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除了常规的课程，他还定期举办读书会，邀请学生到家中聚集，逐句研读经典文本。他对同学的疑问几乎有问必答，时常以长篇大论来回应细微的问题。当今罕见有教师为学生倾注如此多的心血。这不只因为他信奉教师的职业伦理。在保松看来，教育，尤其是政治哲学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教育。只有思想自觉的公民才可能改变金钱与权力对社会的宰制。因此，他也作为公民和学生一起积极投入公共领域的活动。他知道一个公正的社会离我们还遥远，但他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付诸东流。于是，他要做应当做的事情——“行于所当行”是他的心境，也是立志于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的决心。

保松仍然年轻。本文若有过多的溢美之词，那只是因为他让我看到一种久违的期望，一种对知识人品格的期望： 为师热忱、为学正派、为人诚恳，足见一颗赤子之心。在这种期望无处安放而沮丧的时刻，读他的书，对我而言是一种慰藉，也是启迪与勉励。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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