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

由于强制养老的制度约束，生养孩子作为养老投资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由此带来了最不人道的一面：宏观上资源向上一代转移。本质上是上一代剥削下一代。

人类似乎处在永恒的忧患中。就生育而言，工业革命以降，西方社会率先现代化，营养状况和医疗状况持续改善，人口由农业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工业社会前期（强制养老保障有效实施之前）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由此直到1970年代，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恐惧高生育率的浪潮，许多学者担心人口增长过快将令粮食不够吃、能源不够用、“人均资本存量下降”，进而导致人类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饥荒与战争！

在这股浪潮中，二百多年前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写了《人口原理》，称粮食按线性函数（等差数列）增长，永远赶不上按指数函数（等比数列）增长的人口。这一想法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的《增长的极限》中仍能找到。

与某些学者的歇斯底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看起来突然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横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前期的高生育率似乎戛然而止。现在，西方社会该担忧的是超低的生育率，西方文明的危机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临了，这一次是真正的危机。

超低生育率

衡量人口生育率高低的基本指标是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指的是每个妇女在其生育年龄（15至49岁）生育的子女数。2.1被称为世代更替水平（Generation Replacement），生育率只有不持久低于此数，子代的人口规模才能不低于亲代，总的人口规模长久才能保持稳定。

如果生育率持续低于2.1，年轻人口及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越来越低，老年人口比重将越来越高，总人口长远将减少，对经济发展和强制社保来说都是坏消息。

从生育率数据看，西方社会197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总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对高生育率的担忧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意识。但此后，一切都变了，西方几乎所有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成为一种常态，而且呈现出越来越低的态势。生育率越低，子代人口规模相对于亲代的比例就越低，人口衰减（是一个指数函数）也就越厉害。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及欧洲总体上均是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美国稍显例外，生育率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了反转，此后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徘徊。

不能仅归结为生育成本上升

导致西方社会持久普遍低生育的原因是什么？容易想出的一个理由是生育成本上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家庭选择生育几个孩子当然是一种自利的理性行为。既然是行为，就有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以成本观之，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成本是上升了的。

在农业时代，耕地等农业生产的重体力活由男性承担，纺纱织布等需要灵巧的轻体力活由女性承担，照看婴幼儿的活计主要由女性担当；但进入工业时代，女性也可以进入工厂做工，如可去纺织厂等；随着大量主要靠智力而不是体力的白领工作涌现，女性与男性在体力上的差距就不重要了，在教育和薪酬上的差距也逐步缩小。女性因为生、养与教育孩子而放弃的薪酬与升迁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养育孩子的直接费用支出（衣食住行学等）也会逐步抬高。妇女在生育子女上的话事权随之上升。

不过，仅仅用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释西方社会生育率下降以至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不错，工业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家庭的生育成本是上升的，但家庭收入（更多的财富与收入，能够买到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也上升了，这就足以抵消一部分因生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

从实证角度看，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会下降，但并不会很快出现超低生育率的情况。就西方国家而言，直到1970年代前，西方社会走向工业化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生育率仍是稳定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

而且，从逻辑上说，如果一个社会走向城市化、工业化，妇女参工率上升导致生育成本上升，由此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以至能稳定地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那意味着经济发展内蕴了一个人类自我毁灭的机制，你能想象有一天经济发展会导致人类灭亡吗？这完全没道理可言。

养儿防老的计算

要完整解释西方社会生育率稳定地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还需要从生育与养老制度的变迁来看。这一点正好是影响了生育收益。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在父母看来，孩子是资本品，生还是不生、生几个、什么时候生是投资决策。对父母来说，生育孩子有两类收益，一类是非金钱收益，包括基因的绵延、享受天伦之乐等；另一类是金钱收益，孩子长大后能挣钱了，转移支付给父母一部分作养老之用。以收益观之，在强制养老保障建立后，生育孩子的收益计算大不一样。

在农业社会和没有强制养老保障的工业社会前期，养老主要靠家庭内部解决，家族和社会救济是辅助手段。农业社会强调“孝道”，“百善孝为先”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道德，更反映了一种代际制度：父母生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宣扬这样的道德，可以降低家庭养老制度的交易费用。

家庭养老制度是这样的：在农业社会，父母甚至能支配成年子女的收入；进入工业社会，子女去遥远的城市打工甚至定居，父母要支配成年子女的收入与生活不容易，但子女对父母有爱，社会道德也褒扬子女养老，子女仍会以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弥补父母养老之不足。是的，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自己父母的生活与福利，这是写入基因的人性。

在家庭养老的代际制度框架之下，孩子就明显体现出资本品的特点：投资是未来消费，以放弃现在消费为代价。年富力强有能力挣钱时生养孩子付出艰辛，而不是及时行乐，年老体衰失去工作能力时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赡养费用。

以一个证据证明孩子的投资特性。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女性得到的教育投资要低于男性，导致其受教育程度较低，“重男轻女”突出。而当重智力的白领工作大量涌现之际，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投资就差异不见了。这是因为在体力活上，女性相对于男性没有比较成本优势，在教育上投资女性就显得“不合算”；但在重智力的工作上，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是不显著的。所以，表面上是女性教育程度高导致其收入水平高，但经济逻辑上是反过来的：因为女性预期的收入水平高导致家长和本人增加了对自己的教育投资。

当孩子不再是投资品

二战之后，情况有了根本变化。西欧各国纷纷普及了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包括医疗、失业和养老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制养老保障。最早搞这一套的是俾斯麦时代的威权主义德国，1889年通过《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法》，雇主、雇员和政府都出钱，雇员从70岁起才可领取养老金。不过根据Franz Rothenbacher《The European Population 1850-1945》，1890-1909年德国男性预期寿命为40.56岁，女性为43.97岁，想要活着领到钱不容易。所以，西欧强制养老保障有效发挥作用是二战后的事情。

强制养老保障初始安排是这样的：雇员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该雇员基本工资的一个百分比来强制缴纳社保税，一直缴到该雇员退休为止。无论以雇员名义缴纳的部分，还是以雇主名义缴纳的部分，本质上都一样，均是公司向个人支付的工资或劳力价格的一部分；无论以什么名目来称呼这些社保缴费，本质上都是税，在政府预算中的口径一般也是税。在这样的安排下，有两种模式来运作和分配这些社保税。

第一种是新加坡模式，雇员和雇主的缴费都入个人账户，仍是个人财产，政府只是强制你储蓄和投资，将来退休之后再领取。第二种是西欧模式，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所有的缴费都进入同一个池子，大家吃大锅饭。吃大锅饭，总是先吃的占便宜，还在凑份子排队等着吃的人吃亏。这样的模式意味着退休者不仅把自己工作时积累的养老金花了，还要花一部分现在工作者的钱。这就变成了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潜在的危害是可以想见的。

在西欧模式的强制养老保障框架下，家庭的考虑就变了：既然政府保证我们将来退休后的生活待遇，等我们退休时，别人家的孩子在工作并缴纳社保税，我们能领到足够的养老金、确保退休后的生活无虞，那我们现在就没有必要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省吃俭用生养多个孩子。节省下来的钱和时间可以买更好的车子，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多的耐用消费品，可以到处旅游，可以过上更有品质和品位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为了将来的考虑，谁愿意现在过苦日子？由是，从意愿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剥离了养老投资品的功能。

资源向上一代转移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资意愿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外，现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为养老投资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养老之下，每一个家庭的工作者能在与父母“爱的协商”下在代际恰当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确定多少给父母养老，多少自己消费和投资，多少用于养育孩子。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爱，父母不会侵夺子女和孙子女的生活资源。这就能确保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份额，也能确保在代际之间，资源能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

但在西欧模式的强制养老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强制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所有退休者的养老，没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动机向政府施压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从而进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别人家的孩子）的负担。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能力，还导致资源在代际之间的流向出现了逆转，不是向下一代转移，而是向上一代转移。

这就是人性。爱是差等的，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孩子与财物，但对别人的就没有那么珍惜了。试以一个寓言说明之。两个英国人，同去商店每人买了一顶价值不菲的礼帽。在出店门之际，突然下起了雨。两人均没有带伞，心疼自己的帽子，就在门口犹豫。一个人很聪明，想出了一个招：咱俩把帽子换过来，如何？于是，两人都高高兴兴戴着“别人的帽子”步入了雨中。

小结一下：由于强制养老的制度约束，生养孩子作为养老投资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或对热切希望抱孙的老人有个交代，生养个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现，将来有别人家的孩子为自己的养老金添砖加瓦，何苦费心一把屎一把尿养孩子？浪漫、逍遥和自在的两人世界多好啊！

由此带来了强制养老最不人道的一面：宏观上资源向上一代转移。本质上是上一代剥削下一代，所有退休者剥削所有工作者，活着的人剥削尚未出生的人。是过去剥削现在，现在剥削将来，暮气剥夺生机。在这样的资源流向下，宏观上生育率被人为压低，稳定地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什么奇怪的呢？

资源向下一代转移，是在西欧模式的强制社保盛行之前所有人类社会的传统，甚至也是动物界的通例，可谓天道。如果不能确保资源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基因怎么绵延？连物种都要灭绝了吧？可见，西欧模式的强制社保体现了对人类基因的极大抑制能力、对人类本能的极大改造能力，只是这种强而为之的抑制和改造，内蕴着一种毁灭机制，带来社会与经济的危机。

西方文明的危机

这种危机，乃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1990年代以来，西欧与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日本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现在正朝着“失去的三十年”迈进。如果说西欧经济增长缓慢或可归结为强大的工会尤其是公共部门工会让劳动力市场僵化、庞大的公共部门挤压私人部门的投资和福利制度惩罚勤奋奖励懒惰等，但日本是一个低福利国家，经济为什么也不行呢？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西欧与日本都是1970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稳定地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在一代人之后，1990年代超低生育率对经济的负面作用终于显现出来了。人口问题的表现有较长时滞，随风潜入夜，毁物细无声，一旦发作起来，真是摊上大事了。西欧模式的强制社保对生育率的压制作用，也有一个差不多长度的时滞。

人都没有了，还怎么发展？由谁来发展？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你从事一项工作，生产出满足别人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取得收入，就能购买自己想要的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出生产这些产品与服务的工作机会。工作会创造新的工作，产品与服务会创造新的产品与服务，但第一推动力是人，更多的人。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日本自然资源贫乏，但靠开发人力资源成为了发达国家。创新的动力——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是寓于人力资源中的，是人力资源的一个函数。

对于低生育率，西方政府普遍束手无策。引进移民补充劳动力不足吧，人家进来了，吃福利的居多，勤奋工作的少，反而加剧了福利制度的危机；外来移民又带来大量的宗教与文化方面的冲突，导致各种极端事件，加剧了社会的紧张。

鼓励生育吧，没见显著效果，盖鼓励与补贴生育只不过是稍稍降低一些生育成本（在养育孩子的直接费用支出方面），不可能改变在强制养老保障之下家庭生育行为的成本收益计算，更不可能改变在强制养老保障之下资源持续向上一代转移的事实。

但要改革强制养老保障谈何容易？福利总是易发难收的。法国萨科齐任内搞延迟退休，那也不过是治标，给强制养老保障打一针强心剂、延长一些寿命而已，结果被选民选下了台。而且延迟退休本质上是政府违约，老人家必定不干。可能只有等到强制养老保障击鼓传花鼓点停的时候，生机和转折点或许在那儿，但那会付出多大代价啊！

所以，说低生育率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岂虚言哉？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