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实质性改革”

编者按

一场银行间“钱荒”，其实更像央行掌控中的一次压力测试。

市场的过激反应，是人们对经济增速乏力、以往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担忧的集中体现。而此次央行的态度变化，既给了那些不守规矩的银行一个警告，又向市场发出了逼迫中国经济转型的强烈信号。

南方周末本期专题，详解这场“钱荒”闹剧的来龙去脉，以及其间展现的中国经济深层次隐忧。

中国金融体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制造业的信托风险；中考是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风险；大考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能否维持汇率稳定的风险。

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这是房地产业的现状，进而将深刻影响地方政府偿债能力。

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十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态势已经难以为继。

尽管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空间，但若无实质性改革，很可能将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

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粗放性。

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人类有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来，目前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欧美日加俄罗斯、巴西等，总人口约12亿。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中国使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国增长质量无法有效显著改善，则未来对自身和全球都构成挑战。

如何改善增长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在这样的政绩观下，才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财政约束软化、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

地方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可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