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溯宁：资本与创业的故事
在田溯宁商业生涯四个关键的转折背后，都能看到 “资本”的身影。如今，他引领的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成为了更多创业者的造梦人。在他看来，宽带是新时代的“蒸汽机”，是电信、媒体、互联网和IT四大行业大融合的基础，也是在错失数次机遇之后，中华民族实现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契机
田溯宁曾任中国网通上市公司CEO，2006年5月辞职创建中国宽带产业基金(CBC)，他坚信宽带就是中国信息时代的“蒸汽机”，将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CFP/图
与资本结缘的三次创业
我第一次创业是在美国留学期间。虽然我学的专业是草原生态学，但受当时的高科技浪潮影响，我创业的想法已经非常强烈。有一次开会的途中，我遇到一位北美草原分类协会的会长。聊天时我得知他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进行支票扫描，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下飞机时，我们创业的思路已经成型了。随后我们两人成立了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BIS)这家公司，他拿出20万美元作为注册资金，我们各占50%的股份，他负责技术，我负责市场营销和公司管理。
半年之后，公司做不下去了。这时，我生平第一次面临金融危机问题：公司账面上还剩下16万美元。按照法律，虽然我当初没有投入一分钱，但由于拥有这家公司一半的股权，还应该拿回8万美元——这样的产权问题，让当时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慢慢知道了股权和股东是怎么回事。虽然这是一次失败的创业，却也是我第一次成功的融资。我的天使投资人，就是那个在飞机上认识的人。
1993年，我和丁健相识，随后在达拉斯注册了亚信公司，这是我的第二次创业。1995年回到中国时，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萌芽，一共只有几千个互联网用户。虽然我们的初衷是做信息服务，但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极端缺乏，所以亚信开始着手建网。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发展得非常迅速。1995年亚信只有三个人，到了1997年，公司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人，收入有两亿多元。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公司收入很多，但是现金总是不足，甚至没有钱发工资。这让我非常费解。回头来看，这其实是因为当时亚信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当时我们签订合同后，就开始建互联网的接入站点，但客户只付20%的定金，其余的资金需要亚信来垫付。在项目少的时候还能够周转得开，等到公司越来越大，现金流就会出问题。
这时候，我们才第一次接触到了风险投资的概念。当时，我们见了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第一人”的冯波。他告诉我们，亚信面临的问题，几乎所有硅谷的公司都会经历。亚信需要的就是风险投资。
这个概念让我非常激动。与亚信六个核心成员商议后，我们决定引进风险投资。1997年10月，亚信融资1800万美元。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资本的启蒙过程。例如，公司到底该怎么估值？亚信到底值多少钱？谁也弄不明白。后来才发现，当时签订的条款并不公平，例如：有一个对赌协议：如果亚信2000年实现不了规定的净利润，股权的安排就很不利。回头来看，这个对赌目标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由于这个贸然签订的“对赌协议”，我们作为亚信创始人的股权也被大大稀释了。
但如果当时不签这个“不平等”协议，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协议签订两个月以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此时再想融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这1800万美元，即便亚信不会死掉，它的发展也会大大受阻。
在当时，亚信承载着成为“中国互联网建筑师”的梦想，如果没有这一笔风险投资，这个梦想是无法实现的。另外，投资方为我们建立了很多规则，例如要求亚信建立基本的预算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这些，亚信的发展也很难想象。
当然，当投资人主导一家公司的发展时，也难免带来一些短视。因为投资者需要每天都有利润的增长。亚信是中国最早涉足互联网的企业，却在随后的发展中错失了很多机会——错过了搜索，错过了电子商务，也错过了门户网站……这方面可总结的教训的确很多。即便如此，那次融资依然是必然的选择。
1999年，亚信正在筹备上市，这时广电总局、铁道部、上海市和中科院共同成立了网通，请我出任网通CEO，于是，我又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在网通的创业与资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因为亚信基本上还是做软件，资金需求不大。而电信公司每年的投资都要上百亿元，当时网通要在16个城市建一个环绕的网络，需要42亿元人民币，而网通的股东只有不到4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其中还有很多光纤入股。
但我的运气不错。当时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新型电信公司正如日中天。有了亚信的经验，我们开始主动寻找融资。BCG（波士顿咨询）等咨询公司帮我们做了一个建设中国光纤网的宏大计划，然后开始了融资的道路。经过三个月的路演，网通融到了3.25亿美元。半年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电信公司的市值也跌得一塌糊涂。
正是这3.25亿美元，再加上我们向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贷款一共70亿元，帮助网通建立了全国第一代的光纤互联网。这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好的新一代光纤网络，从北京一直建到武汉，从武汉一直连到广东、汕头，随后又建了海底光缆。这样一个“宽带的梦想”，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持，真是无从谈起。
用资本促进产业整合
在我的创业经历中，资本尤其是股权投资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我很幸运，但很多不那么幸运的人，也许错过了，创业的梦想也就幻灭了。2005年，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我到底要做什么？怎样才能把握住中国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怎样才能把我过去的经验利用起来？我想，应该做一个投资基金。2006年，我从网通辞职，建立了现在的新平台：中国宽带产业基金。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中，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作用甚至要远远大于在美国。中国面临着一种复杂的情况，市场经济的变革和高科技的变革同时发生。一方面不确定性很大，另一方面机会也非常多。用什么去抓住机会，把握不确定性，将它们变成伟大的商业模式？这就需要有远见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的合作。
我们这一代人，用几十年时间经历了西方两百年的历程，这让每个人的一生变化都充满着传奇色彩。而变化才刚刚开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行业融合。
首先来看电信行业。贝尔发明电话一百多年了，移动电话最早是贝尔实验室发明的，发明之后二三十年没有人使用，然而在最近的10年中，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2000年，计划部门在做规划时，预计到2007年中国将有5000万个手机号码；而今天，这个数字是接近5亿。
再来看媒体、IT和互联网行业。从报纸成为产业，到广播时代、电视时代，目前进入互联网时代。如今，电梯间挂上一个屏幕就变成一个媒体,手机也变成了媒体。未来更大的变化是媒体互动，真正做到分时、分段、分众。在过去30年里，IT、互联网行业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30年前我们不知道有一家公司叫微软，10年前不知道有一家公司叫Google,如今它们都成为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
如今，电信、媒体、IT和互联网这四大行业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而这种融合的基础就是宽带。这就是我们取名“宽带产业基金”的原因。
在过去的行业变迁中，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企业，例如微软、英特尔等等。中国的企业没有赶上那一波浪潮。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出现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盛大网络，其中不乏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继续思考下去，在未来宽带的时代还会发生什么？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宽带就是这个时代的“蒸汽机”。人们对带宽的追求就像对速度的追求，是永远无止境的。中华民族的经济要真正实现跳跃式发展，就需要突破性的技术——就像荷兰人发明大肚船、英国人发明蒸汽机、美国人发明电和汽车一样。中国在民族复兴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根本的、创造性的发展，使发展速度可以大大超越传统商业模式。中国的“瓦特”、“爱迪生”将会在什么领域出现？我认为，他们将在宽带领域出现，在四个产业的融合中出现。
整合者，而非“野蛮人”
要实现这样的梦想，中国的创业者需要什么？首先，需要让创业者充分了解行业融合的趋向，要对电信、互联网、IT等行业都非常熟悉；其次还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中国社会分为很多“圈子”。当年在亚信，虽然也免不了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但对于他们的圈子，我不理解。到网通工作之后，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多了，我发现政府完全是另一个体系。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有自己的做事方法，自己的语言和价值观。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各自的圈子。由于我的经历，对于这几个圈子我都不陌生。与投资人在一起，我可以谈投资；与创业者在一起，我可以谈创业经历；和政府领导在一起，我也能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找到他们的诉求；和民营企业家在一起，交流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在想，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把这几个圈子联在一起，互通有无，这个方法可能就是做产业投资基金。
宽带产业基金的使命，就是在四个产业的融合过程中，成为推动者、沟通者和协调者。在投资互联网和媒体的时候，带入我们对电信的理解；在投资电信公司的时候，带入我们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理解；在投资受监管行业的时候，带入我们与政府交流的经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数字生态系统。
在我们所说的数字生态系统中,打个比方,电信公司是分发渠道,相当于是输油管道,媒体提供的内容相当于原油,炼油厂就是新一代基于网络的软件。例如今天人们看“手机报”，其实就是把每天在报纸上能看到的内容，通过网络传输、计费认证等一系列功能发送到手机上，形成一个价值链。在产业的早期，上下游的整合是必需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信息产业脱颖而出，三星、LG都成为了全球行业的领导者，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的大企业以家族为核心，与政府合在一起，在价值链上进行了明确的整合；资本主义早期，美国钢铁工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也都进行过行业上下游的整合，形成了19世纪初期的形态；在日本经济发展中，银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与上下游产业之间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PE）可以扮演“融合者”的角色，通过对上游、中游、下游进行战略性投资，使被投资的企业互相支持和了解，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在这个过程中，PE扮演的角色与在西方通常扮演恶意收购的角色不同——它不是门口的“野蛮人”，而是带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建设数字生态系统，让每个物种在这样的系统中都能够互相支持，共同繁荣。
（王正翊为《北大商业评论》编辑,此文依据田溯宁在2007年底在北大的演讲整理,已经田溯宁审阅）
（责任编辑 吴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