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水残山供一死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周言 著

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

1917年6月29日，王国维往访沈曾植，据沈氏家人说，他恰好赴苏州游玩去了。两人自1915年由罗振玉介绍相识之后，便保持着频繁的往来，不仅论学作诗，也常常讨论时事，月旦政局。这也正是清亡之后的遗老圈中所常见的生活状态：表面减少公开活动，以诗书自娱，暗地则始终互通声息，伺机复辟，而沈曾植恰是复辟派中的领袖人物。（P106）现在我们知道，沈氏家人的话当然不是真的。这一年的夏天，张勋在京拥立溥仪复辟，此时的沈曾植，正一路向北，进京参与这一遗老圈期盼已久的行动，而他在这“最为重要的一步上，没有将王国维带上”。（P112）

王国维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角色，恰恰象征着他在整个民国政治变局中的尴尬位置。一方面，“遗老”这一鲜明的政治身份伴随着他的一生，在这一身份下，他不仅与遗老圈保持着广泛的交往，参与社团（如淞社，P99），诗酒唱酬，更曾有入值南书房的经历，与溥仪也不乏交流。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在政治的边缘徘徊游走，不仅在复辟时被排除在外，在进入小朝廷后，也刻意躲避着小朝廷内部的复杂争斗，不愿被卷入其中。（P261）正如周言所说，王国维“虽然算是前清官僚，但是在真正的政治运动中毕竟属于边缘阶层”。（P57）

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王国维都以一个仿佛与政治无涉的书斋学者的形象出现在后世的历史之中。这一形象的最典型的表达，就是陈寅恪在挽词序言中所谓的“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如果说陈氏在之前的挽联中提到的“剩水残山”、“累臣”云云，多少透露出一点遗老政治的消息，那么在挽词序言中的“殉文化”这一表述，不仅遮蔽了王国维的自沉与北伐这一政治事件之间可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P3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