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名士牟宜之

国家不幸诗人幸，1966年之后牟宜之诗心勃发。他传世的两百余首诗中，创作于1966年到1975年的诗作占一半以上。在这些诗歌中，牟宜之不再以当下之是非为判断标准，而是把小我、当代政治放进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掂量。

1973年10月，黑龙江初冬将至。一辆大卡车裹挟着灰尘驶离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一位矮胖的老者站在车斗里，双手紧握栏杆，随车身上下颠簸。卡车渐渐消失在视野中，18岁的大庆仪表厂青工牟广丰凝视着天边荒草，心下茫然，泪流满面。

站在车斗里的老者是诗人、老革命、老右派牟宜之。流落昂昂溪近8年，64岁的牟宜之仅存的愿望是携家离开贬谪之地。至于去哪儿，和幼子牟广丰一样，他心里也没数。

在北京折腾了一年多，回京无望。1975年乍暖还寒时，牟宜之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山东。饱经风霜的老人只求叶落归根。

邓小平的亲笔批复、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的介绍信，换来的是冷遇和推诿。曾经威风八面的牟宜之，垂老之年在故乡竟无安榻之地。连日奔波，终于心力交瘁，只得在济南山东宾馆继续等待。

有一天，牟宜之在宾馆走廊里迎面碰到一拨春风满面的人，双方照面，牟宜之愕然失语。人群中有几位，正是他当年在东北看管过的国民党战犯，此时他们已经获得自由，以贵宾待遇在全国参观游览。

这次照面之后，牟宜之突发中风，3个子女赶到济南。1975年4月29日下午2时，牟宜之抱憾辞世。抢救期间，同为右派的妻子刘纯和牟广丰等一直守在病榻旁。

“抢救期间我父亲数次拔掉吊针，手背鲜血淋漓。他虽然不能说话，但眼神充满暴躁和不平。”回忆当年，牟广丰的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幼有诗才

牟宜之，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其父毕业于北洋法政学堂，后回乡务农，倾心培育家族子弟。

牟宜之自幼即有恃才傲物之心，更有经世济民之情，14岁高小毕业，赋诗“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在济南读书期间，16岁的牟宜之加入共青团，参与宣传、联络等外围工作。

1929年，牟宜之年方二十，涉世未久即发一生宏愿：“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能文能武，纵横任侠，个体意志飞扬，效命家国天下，现在看来牟宜之的志向是奢侈的。那个年代，读书人或为保持个性而彻底规避政治，或为拯救国家而完全融入某一政党，既保持个性又投身政治，几乎不可能。

丁惟汾悉心栽培

青年牟宜之确实有奢侈的本钱。他有才华，也有人脉。

牟宜之的姨父，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丁惟汾早年加入同盟会，功勋卓著，孙中山先生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在早期国民党中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有此优势，牟宜之为何却一门心思靠拢共产党呢？《国士：牟宜之传》的作者清秋子认为，国民党太让人失望了，牟宜之遂把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在牟宜之的所有资料中，没发现他对共产主义有多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倒是俯拾即是。他丝毫不觉得民主自由、独立精神与中国传统有何抵触，相反，他认为那正是古代圣贤的道统理想。”

牟宜之在上海曾与康生等人一起被捕入狱，丁惟汾出面，牟宜之是旋捕旋放，而康生则被羁押几天之后才被虞洽卿保出。1932年，23岁的牟宜之卖了夫人陪嫁的30亩地，购置枪械参与日照暴动，失败后避祸上海，藏进丁惟汾家。丁惟汾安排牟宜之东渡日本，留学到1935年秋。凭着牟宜之的诗文及训诂功底，如果留日期间一心向学，走上学术之路并不困难，然而让他魂牵梦绕的不是学问，而是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

开始军政生涯

归国之后，得益于丁惟汾的斡旋，牟宜之成为《山东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疾呼抗日救国。日寇南下，别人争着往大后方撤退，牟宜之却迎敌而上，投笔从戎，谋得险恶之地——山东乐陵县县长一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