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满意的市场”是如何形成的

从野蛮生长到全面严格管制，二十年来，北京出租车市场上，政府越来越忙，市场却越来越糟糕，打车难积重难返。

如何一步步走到政府、公司、司机、消费者都不满意的奇怪境地？市场如何管好而不是管死？值得各方深思。

2013年5月23日，北京市召开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会上讨论了两套不同幅度的涨价方案——包括提高起步价、费率以及堵车时的等候价。

与2006年出租车调价听证会相比，这次氛围“和谐”。23位与会代表，只有一位消费者代表投了反对票，认为不应该由消费者为司机待遇提高埋单，而应该降低司机上缴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

听证会上的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出租司机月收入约4500元，2006-2012年出租车驾驶员收入年增长5%，双双低于社平工资及其增幅。而本次提价的全部收入增加，都归司机。显然，政府希望通过涨价提高出租车司机的出车积极性，从而缓解打车难这一北京交通的老大难问题。

涨价能否解决问题？

听证会后，南方周末记者随机采访的多位北京“的哥”都不乐观，更希望降份子钱。

出租车公司也不满意。“这次调价对企业的问题一点没解决。”一家拥有两百多辆车的出租车公司总经理韩进说。据他所知，这次听证方案最初有些“对公司更有利”的内容后来被取消了，比如允许公司用燃油补贴缴纳补充养老保险，放开双班车限制（目前该公司仅三分之一车辆为双班车）等。

“二十年来，出租车公司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韩进说，“照目前社保缴纳水平每年10%的涨幅，不出三年，公司平均利润率将降为零。”

一次令各方失望的听证会，符合北京出租车行业的一贯特征。长久以来，这个市场里的四方——消费者、司机、出租车公司和政府主管部门两两之间都有矛盾，分歧巨大。

他们似乎都很憋屈：消费者怨声载道；司机不满收入低、工作苦；背负骂名的出租车公司委屈地晒“微利”；政府一年掏出7.2亿元补贴这个行业，却被指责失职与制度设计不当。

二十年来，北京出租车市场，如何一步步走到了市场任何一方都不满意的奇怪境地？

“要理解北京出租车市场，要观察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一位长期研究出租车行业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个市场的状态虽然奇怪，但总体上是一双有形之手在塑造它。”

从野蛮生长到全面管制

政府开出了管制的药方，而且一下就是猛药。

作为北京出租车市场最早一批创业者，韩进全程见证了这一行业二十年风雨沉浮，这一历程可以概括为政府从放开到对该行业进行全面管制的过程。

1991年之前，北京出租车市场几乎被两百多家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垄断，1990年北京出租车不足15000辆，出租车个体户只有22个，“街上跑的只有蓝鸟、皇冠、尼桑等几款高档出租车，大多用来接送外宾，普通老百姓打不起也打不着车。”韩进说。

出租车太少，使1990年北京亚运会略显尴尬，事后时任市领导发话,要做到一招手，就有五辆出租车到跟前。

“一招手就有五辆车”，成为北京当时出租车改革一句让人耳熟能详的目标。1991年，北京市为解决打车难等“社会五难”，欢迎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出租车市场，任何人只要找到局级挂靠单位——“盖个公章”，就可以开办出租车公司，政府免费发放运营牌照。

在金融系统任处级干部的韩进也辞去公务员职务，借钱买了几十辆“面的”和夏利，下海办起了自己的出租车公司，每年给挂靠单位缴挂靠费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