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命题改革者

编者按：多年来，高考命题的内情由于高度保密性而鲜为人知。在这个中学教育的最高指挥棒下，一群理想主义者试图改良试题，注入更加贴近实际与符合学科进步方向的理念与价值观，让高考更贴近现实与常识，从而引导基础教育改革。他们认为，在素质教育并没有完全贯彻的当下，参与高考命题是引导中学教育改革弊端的途径之一，但这条道路要远比他们想象的漫长。

农业合作化是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结果？“花篮的花儿香，陕北的好江南”是否反映了陕北大生产运动？多位命题者透露，理科分歧相对较少，外语与政治也没什么好争的，争论最集中的首推历史。

高考试题并非一团和气中的产物。在“密室命题”中，围绕试题的话语权争夺、观念冲突和理念碰撞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改革者们试图通过高考命题推动中学教育在价值观和学习模式上的进步，但坚硬的现实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太激进”。

“我向你们道歉。”在一次北京市某区教学研讨会上，历史老师廖欣荣（化名）向与会的数十名高中老师们深深鞠了一个躬。

此前6年间，这位历史特级教师连续参与北京高考历史卷命题，努力让每一道考题都回归常识，试图改变中学教育被应试牵着走的现状。在那次会议上，他为努力6年却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理想而主动致歉。

廖欣荣属于在高考命题尤其是文科命题中试图带来变革的那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高考能够更好的承担为高校选拔科研人才的作用，着重对思维方式和能力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将更加贴近实际、符合各学科进步方向的理念与价值观注入到题目设计之中。他们深切地理解在现实中高考作为中学教学指挥棒的强大威力，并希望借此推动中学教材与教学的深层次革新。

为此廖欣荣和他的同道者们在每年的“密室命题”过程中都要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甚至争执，事实上能够施展拳脚的空间相当有限。他们不仅要受到与学术前沿脱节的教材和各地《考试说明》的严格限制，也要考虑到考生的实际情况；怀有理想的命题者既要坚守改革的底线，又不得不顾及试题的反响。

“我们希望推动整体的质变。现有的命题模式已经走到死胡同了，”上海高考历史卷命题者、复旦大学教授李宏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命题6年，我最大的感受是，高考和中国社会一样，只能一步步来，找到实践（理想）的路径和方式。”

“入闱”与“密室”

2009年4月接到省教育厅的命题通知时，地理教师王珂（化名）颇为意外。他来自北方，刚到A省一所高校不过两年，是学科内少数非本省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

他很快获悉，正是这些特质使自己获选——社会网络单一、学缘异于学科内其他老师——他随即向学校领导申请调课，消失在同事们的视野中。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像王珂这样的地方高校教师还很少获得高考命题的机会，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黄安年记得，当时国家考试中心负责全国统一招考，命题组主要从中学教师中选拔，但其中缺陷逐渐显现。

“他们侧重学生的需要，但往往忘了这是高校在选拔学生；另外，中学教师解决不了教材本身的弊端，而命题导向要改革这些弊端。”黄安年这样分析高校教师成为命题主力的原因。

发生在四川的一次失窃则改变了大一统的命题形式。2003年，南部县一位考生因摸底成绩不佳，偷窃高考试卷，案件惊动中共中央最高层。2004年，为避免一地事故再次影响全国，分省命题的省市骤然由2个升至11个。到今年，分省命题的省份已达16个，统一命题的省份则只剩下15个。

这些变动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命题者队伍；北京以外，各省市不少对高考有独到见解、改革愿望的教师也有机会参与到命题中来。获选的命题者大多在每年4月中上旬得到通知，于4月底、5月初陆续“入闱”（进入封闭的命题地点）；各省市选拔命题者的方式却有细微差别。

在四川，省教育厅从一个专家库中初选名单，再从库外补充；北京则由市考试院领导直接去一线调用优秀教师；江苏历史科目采取类似“组阁”的形式——先由省考试院定下命题组组长和副组长，再由两人分别寻找合适的高校同行。

对于命题邀请，中学老师大多趋之若鹜——参与命题显然有助于今后教学，而大学老师们的态度则各有不同。多位命题者指出，由于命题要“与世隔绝”一个多月，身兼大量科研、行政任务的顶尖教授很多不愿参与。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