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巴塞尔表展上的中国尴尬

稍微有点钟表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内瓦表展是非请勿入的会所，巴塞尔表展是欢迎光临的集市。

事实上巴塞尔展馆的位置排布就像一出宫廷剧，等级森严：

刚刚投入运营的一号新馆，由巴塞尔本地的建筑工作室“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一直是钟表界的“大牌”天下，实际上这3层里面也有身份差别，每个展位有自己的定价，首层一般是身份显赫、出手阔绰的“名媛贵妇”。

二号馆是没有在全球市场铺展的品牌——除了独立制表人协会（AHCI）。这些品牌，基本上是你一辈子没听说过的。不过中国人也许知道“廊桥”。除了钟表，也展出一些珠宝品牌。

三号馆则是钻石、宝石、珍珠展台的延续。

四号馆原来是宝格丽的单独陈列馆，2013年，这里改成了“中国展团专区”——团长是深圳钟表协会秘书长朱舜华。这个事实上由深圳钟表协会组织的“中国专区”有20家企业，分布在总面积450平方米的展馆里，各品牌用简易板进行区隔。简陋的场面肯定无法跟富丽堂皇的一号馆媲美，但这确实是第一次巴塞尔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馆”。

惟一进入一号馆的中国品牌是飞亚达，这是他们第三年在这里布展。这次他们首推的表型名字很长：“纪念中国载人航天飞行10周年特别定制”。陀飞轮（一种用以克服地心引力，使其不影响钟表精度的机械制造工艺）、银灰色，表面模仿月球凹凸不平的表层，限量100只。旁边摆放着“极限系列航天表”，表盘上有“45分钟警示时”——以警示太空行走的安全时间。工作人员介绍时喜欢强调：杨利伟飞天时，用的是同一款。

很少有人注意，二号馆AHCI独立制表师的展台，有且只有一个中国面孔，他叫马旭曙。

表展期间，马旭曙静静地坐在二号馆里，穿一件老式卡其色、灰不溜秋的工作装。没有英文宣传单，名片印得不漂亮，因为不会说英文，碰到外国记者手足无措，几个来巴塞尔参展的中国人义务帮他翻译。相比来自欧洲、日本，拿着印刷精美的小册子介绍自己的制表师，马旭曙显得格格不入。

“中国根本没有独立制表师的土壤和平台。”马旭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只要表能走，这辈子都没白活

马旭曙是云南人，年轻时在昆明郊区的矿山工作。1978年，马旭曙在一位修表师那第一次看到一只被拆开的手表，顿时被这个微型而精巧无比的世界击中了——齿轮、机芯、小小的指针，它们按照某个节奏行走着，规律、完美。

17岁的马旭曙想看一看，被师傅无情地拒绝了：碰坏了你可赔不起。

“真是赔不起，一个月32块钱的工资，一块表120块钱，那可是我四个月的工资，弄坏了还吃不吃饭了？”马旭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后来马旭曙找到了份工程测量的工作。业余时间，他常看1955年秦昭元写的《修表技术》。这本书几乎是1950年代所有中国手表工匠的必备读物。

此后，马旭曙开始了漫长的“义务修表”生涯。十几年，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他义务修表、拨表，不收分文，他只是单纯想“拆开表看看”。

“那时大家都没手表。我父母各有块瑞士表，一块英纳格，一块西玛，那相当不错了。”马旭曙说。配件更难找。1980年代，修表师傅缺零件，必须自己做。比做零件更麻烦的是，还得先做制作零件的工具。

做零件的工具包括：卡具、模具、胎具，这在商场里根本买不到：“那么小的零件，你不能用手拿它吧。你用大钳子夹着，一夹就夹变形了；你用小钳子夹着，一夹就夹花了。怎么办，你得想办法，哪个地方都不能去‘夹’，要稳稳拿着才能加工。”制作一个零件要两三个小时，而做一个工具常花三五天。

1992年，马旭曙偶然在手表杂志上看到关于制表师矫大羽的文章。那之前一年，早已移民香港十几年的苏州人矫大羽，制造出了全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第一块陀飞轮。

“我觉得太神奇了、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马旭曙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使用着他所能找到的最强烈的赞美词汇，“脑子里全是惊叹，居然有那么厉害的人。我觉得如果我能造出一个表来，甭说是陀飞轮，只要这块表会走，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马旭曙开始走火入魔。白天在车间做测量，其他所有时间都用来琢磨陀飞轮。2002年，宝铂表在昆明金龙百货巡展，56万元一只。“买不起，远远地看了好几眼”。

看完巡展，马旭曙开始挑战陀飞轮，他的方法是看图片琢磨。80块钱买了个显微镜，改造成铣床。无数次失败、尝试、再失败、再尝试。

第一块陀飞轮误差5分钟，“那根本不能算表”。第二块误差20秒——国产机械表要求误差范围每天40秒，外国机械表要求误差30秒。这一块合格了，马旭曙在表盘上刻上“No.1 昆明”。2005年，马旭曙的第一块陀飞轮诞生了。

马旭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揣着他的陀飞轮，去北京手表厂找许耀南鉴定一下。1995年，继矫大羽后，许耀南领导一个技术小组在北京手表厂研究所完成了第一只中国大陆陀飞轮样表，摆轮被设计成了一只飞燕形状，被命名为“中华灵燕”。许耀南由此被誉为“中国陀飞轮之父”。

看到一个完全业余的修表匠，居然自己琢磨做出了陀飞轮，许耀南立刻把马旭曙请进了北京手表厂。

民族英雄？

从2007年底到2009年，马旭曙在北京手表厂主持设计了双轴立体陀飞轮。双轴立体陀飞轮，是指手表含有两块陀飞轮，它们能够分别围绕两个相互垂直的轴进行旋转。马旭曙把这只表命名为“太极”，这是中国第一只立体陀飞轮。

2009年12月8日，北京手表厂举办了一场“北京”牌高级腕表新品品鉴会，领衔的新品就是“太极”。如今它身价43万元。

“瑞士的立体陀飞轮一件就是一两百万，谁也不可能去买一个拆开来看，我们只能自己去摸索。”马旭曙说，“全凭自己的想象。”

做完“太极”，他想起老式理发店前那种不停旋转的滚筒。灵感来了，他想做一个“柱状陀飞轮”：机芯用圆柱结构立起来，读数用横杆，陀飞轮在平行和垂直两个平面内走动。

尴尬的是，这次北京手表厂不想做，理由是：这种手表太特别了，只可能走定制路线，而国内根本不会有市场。

“设计是我的本分，不让我做， 我只能自己去做。北京手表厂多次挽留我，但我只能离开。”马旭曙平静地离开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员工只有自己一个。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制表上，蹲在工作室里，数年如一日“搞发明”。有时候马旭曙会想：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马旭曙终于把之前的设想做了出来，材料用的是白铜，因为没钱做纯金的。他本想给这块看上去怪模怪样的表命名为“火车头”，最后还是起了个极其技术性的名字“柱状立位陀飞轮”。

除了这块“柱状立位陀飞轮”，马旭曙的三年时间还花在了另一块“北京星空”上：“梵克雅宝做了一个巴黎星空，我想做一个北京星空。”

“北京星空”用贝母做表盘，只有一根指针，利用指针的伸缩结构可同时读小时数和分钟数。表盘后面是一幅北京星象图。随着指针走动，星象图也会走动，并且完全对应北京上方的真实星空运动。

凭这两块表，马旭曙成为AHCI候选人。AHCI全称独立制表人协会，这个世界顶级的独立制表师机构的原则是：独立创意，独立制作，绝对不依托大品牌，永远创新，不可以用任何一个前人做过的设计方案。目前有34个正式会员、5个候选人、5个荣誉会员。而其中只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是矫大羽——在荣誉会员名单；另一个就是候补名单里的马旭曙。

“AHCI相当于奥运会，我做梦都想加入这里。”只要每年都有一件新作品，每年参加巴塞尔钟表展，马旭曙就能成为正式会员。

“有记者写我要做中国最好的手表，太夸张了。民族情结肯定有一点，但不要强加在我身上。”坐在巴塞尔展馆里的马旭曙，戴着一只1963年的“北京”牌手表，手表的金属表带上刻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年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他2007年进入北京手表厂时，厂里送给他的礼物。

没办法，生意就是生意

“中国从来就没有独立制表师的土壤。”这是马旭曙心底的话，“瑞士和德国有父辈的传承，有家庭作坊，他们能够一家子几代人全心全意设计手表。在中国，你听说过有家庭作坊做表的吗？以前那叫‘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的问题是：钱。”

2013年4月26日，巴塞尔钟表展举行了自1917年开创以来，第一场专门针对中文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瑞士展览集团总裁赫尼·康第一个上台演讲，用一口磕磕绊绊的中文，努力地对一百多个中国记者说：“中国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商业朋友，欢迎大家。”

这个“最重要的商业朋友”，更多可以被看成“购买力”。

尽管在巴塞尔有专馆，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秘书长朱舜华也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培养钟表技工，不是为了中国钟表业，而是为了解决瑞士手表在中国的售后服务问题。”

在巴塞尔，中国企业为了进入更好的展馆，更愿意为自己寻找“欧洲血统”、“瑞士血统”。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钟表世界依旧是瑞士手表的天下，中国钟表企业，包括香港企业，都只能以OEM（来料制造）为主要营生。

“以前50%在瑞士制造的，就叫做瑞士制造。现在标准提到了60%。”朱舜华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包括瑞士一些知名品牌的加工，表壳、表带、表盘……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标准变了，说明他们希望提升瑞士制造的比例。”

进入一号馆的飞亚达，会把宣传策略放在强调与中国太空、中国军用的关系，强调企业品牌的技术高端性，渲染民族企业的形象，但它的另外两条宣传准则是：在国际上不强调自己是“中国制造”；也绝不冒充是“瑞士制造”。

“产业需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朱舜华很清楚“民族”和“产业”之间的矛盾，他们想帮中国钟表业培养人才，“但瑞士人忌讳这个，其实他们也是很功利的。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国家民族的事情可以放在一边。”

整个巴塞尔期间，马旭曙一直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让他进入到AHCI的那两块手表，至今没找到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