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要回家” 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寻访的一段历史

1958年仿效苏联设置的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关押了几千名“小劳教”。

1961年，大堡作业区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被判过死刑的人。”

2013年5月16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发上，68岁的陈德全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他听说曾伯炎在寻找当年的那些“小劳教”，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接受他的采访。在四川生活了33年，这个老人的上海话掺杂着浓浓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运到三十多公里外。

没几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都一样衣衫褴褛，一样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还记得电影《教育的诗篇》吗？

刚13岁时，陈德全就卷入了两场社会运动。先是上海要在建国十周年搞献礼，打造“十无城市”，其中一项是“无流浪儿”。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儿童教养院502名儿童集体被迁到甘肃省张掖县，陈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偷跑出来扒火车，想要回上海。车到成都查票时，他被赶下车，旋即被收容劳教。

于是他又赶上了另一场运动：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机关对全省流浪在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

苏联将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工学团负责人、教育家马卡连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经历、心得写成六十万字的《教育的诗篇》。1955年苏联拍摄了同名电影，1957年这部电影配上了普通话，在中国放映。

时年12岁的重庆人陈桐均跟陈德全成了难友。陈桐均跟老师拌嘴被学校开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头，偷些废铜废铁卖钱买饼吃。收容人员对他宣布：“由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

五人小组由公安、民政、司法、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是当时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领导机构和具体审批机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便可决定劳教。这也是从苏联照搬的做法。

12岁的颜嘉森所在学校里，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