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1962年“红学”讨论的余波——兼说康生“主持风雅”以及毛泽东“批红”

一

拙文《康生同文人的交往》以及宋希於先生的《也谈康生同文人的交往》（分载于2012年3月6日和4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提到了那位堪称“花脸”的历史人物。最近，因周汝昌先生的去世（终年95岁），又想起了当年康生的一些事。

康生其人，因战争年代的一贯“左”倾和其人望的低迷，在共和国成立后未能官高爵显，于是长期处于养病的状态，到了中国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及贵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却较从前是降级使用了，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普及普通话委员会”副主席一职，算是小小的一个补缀。1956年匈牙利事变成为康生重新崛起的一个契机，由于他曾经长期与苏联人打交道，此时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起伏，需要他出来有所作用，于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职位放在了他的面前——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乃至《毛选》编委会副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此前的康生尚有“大隐”的模样，如其所曾撰之《朱履曲》：“1959年7月5日，与主席、定一、伯达、乔木、田家英等同志同游仙人洞。相传此处为周颠所居，朱元璋访仙不遇之地。游罢归来，因做小令一支。仙人洞——天开石窦，一滴泉——地辟清湫，绿阴深处隐红楼。踏白云，天外走，望长江，天际流，这神仙到处有。”那么，此之后，一切不同了。

康生出山，正值上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年代，随着毛泽东经济浪漫主义运动铩羽，刘少奇等主持全面恢复和振兴经济等，其时在意识形态和文教等方面，康生的作用也就不可小视，其人一方面附和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参与主持中苏论战、炮制“利用小说反党”的《刘志丹》案及“合二而一”的杨献珍案等，一方面却适应“调整”的需要，于文事及教育等多有缓和的迹象，其间甚至也曾“主持风雅”，不过，由于显然的原因，这是后来很少被人提及的了，而迄今也有待从中央档案馆等处通过具体的档案来补充和说明这段历史的了。彼时，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也再度亲密了起来，《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的毛泽东致康生的信函虽只有两封，却恰当地反映了彼时他们的交往，这一是1959年7月28日毛泽东致意其收集汇编关于逻辑问题的工作（出版），一是1964年9月9日请其代为寻觅关于美国历史的书籍等。

所谓“主持风雅”，据黄裳先生《来燕榭书札》中其致周汝昌的信函，1962年3月5日，“康老邀谈，大妙大妙，必得党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方能一扫尘氛，此亦万不可少之事。所谓支持即能使人安心全力以赴之谓，物质之助力尚其余事，所谓无为而治即指此等事，非真无为而长睡也。”黄裳时为《文汇报》副刊编辑（他与周汝昌是南开中学的同学，两人又对“红学”有共同的爱好），而周汝昌为“红学”专家，当时正卷入了一场“红学”的讨论，从信中可知康生与周汝昌等有谈话，而“红学”专家们鉴于此前1954年的“红学”大案，也迫切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予以“支持”。翌日，黄裳来信云：“康老谈话大致内容，希便中见示一二。”可惜保留下来的周信中未能提及，而当年康生谈话也竟由此湮灭不知矣。19日，黄裳信中又云：“康老谈《红楼》绝妙之事，吾兄肯定大观园遗址，今乃为人所承认，为兄大喜，亦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也。”康生谈话的具体内容虽不能知，但由此“绝妙之事”四字看来，当是令专家们心喜不已的了，周汝昌的研究也肯定得到了康生的认同。黄裳25日的来信中还提及彼时“红学”，其中关于大观园遗址、曹雪芹卒年等的讨论正如火如荼，黄裳表示“拟使《文汇》成为红学家会谈之所”，且“不问事之巨细，方之精粗，必如此方可造成气氛”，“然此间颇有人议，不喜考证，因此感到如康老之支持乃万不可少之事。所谓主持风雅，其作用即在此等处。”可见“红学”经过1954年的肃杀之后，至此仍然热度不低，当然也有人议论，如针对考证的非议，其实就是黄裳自己也认为“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这只是支流，为此黄裳深知须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