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少用权力”是关键
如果有程序的限定，有事后的问责，即便拥有权力也不能轻易使用权力，这就会迫使当事官员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他们提升自己的智慧含量
方舟评论
在海内外舆论的热切关注中，接替刚刚去职的龙新民，柳斌杰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据《新闻出版报》近日报道，在就职演讲中，柳先生强调：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以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
柳先生的这个讲话，让人耳目一新。
不能不承认，权力和智慧的关系，是我们以往较少正视的。人都有弱点，很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有了权力就高高在上，就颐指气使，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具备的谦卑和敬畏。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如此，但在有效的制衡机制起作用之前，这确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趋向。似乎有了权力就不需要尊重人性，就不需要体贴人心，这种权力的傲慢，会最大限度地减低权力运行中的智慧含量。而如果权力的运行缺乏智慧含量，它就只是一种蛮力，就不免与常识冲突、与人性冲突，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就会成问题，就很难不被质疑和抵制。
总之，权力与智慧的关系，往往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警惕。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应该保持赤子之心，保持悲悯的情怀，保持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种“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才有可能抵挡权力对自己的腐蚀。
这就是说，越是有权力，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需要放低身段，这是政治社会学的一般通则。具体到新闻出版领域，这个通则尤其值得重视。新闻出版是一种精神活动，直接关涉人的心灵。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心灵活动是大千世界中最丰富，最细腻，也最敏感的领域，它天然地需要真实的表达，需要奔放的想象，需要自由的驰骋；需要突破束缚，需要打破常规，需要不同凡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身体的住所尚且如此神圣，心灵的住所、精神的住所当然更神圣。如果横加干预，精神创造的夭折，心灵泉水的枯竭就是必不可免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著名艺术家赵丹临终前的这个痛切呼吁，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为什么要少用权力？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权力不是万能的，在精神世界尤其不是万能的，无须那么剽悍，那么神勇，那么无往不前。权力往往有副作用，能不用权力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权力。动不动就用权力去解决问题，用命令的办法、强制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往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扩大问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关键就在于少用权力。如果有程序的限定，有事后的问责，即便拥有权力也不能轻易使用权力，这就会迫使当事官员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他们提升自己的智慧含量。他们就不能不关切人心的冷暖寒暑，洞明世事的千变万化；他们就不能不谦卑而体贴，有所敬畏，知所进退。
柳斌杰先生的讲话，某种意义上突显了权力的自觉。但权力的节制仅靠权力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一部世界历史早就证明，形成健全的制衡机制，才是约束权力的正途。在思想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把思想成果落到实处，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让公众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新闻出版领域充分享受政治智慧的阳光，已经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当然，权力的节制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果说人的心灵需要自治，那么现实世界在保障自由的同时，无疑也需要秩序。在利益冲突中以超然的立场平衡各方力量，使强者不至于无所忌惮，使弱者不至于无告，给社会提供公正的秩序，这是公权力的责任，也是人们需要公权力的根本理由。不该出手时出手固然不当，该出手时不出手，眼看着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不断吞噬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作壁上观，甚至不惜偏帮特殊利益集团，则无异于渎职。智慧的权力因此不仅是节制的权力，而且必须是敢作敢为的权力。我们期待着清醒的权力，也期待着果敢的权力，也就是负责任的权力。
（责任编辑 陈 敏）
在海内外舆论的热切关注中，接替刚刚去职的龙新民，柳斌杰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据《新闻出版报》近日报道，在就职演讲中，柳先生强调：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以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
柳先生的这个讲话，让人耳目一新。
不能不承认，权力和智慧的关系，是我们以往较少正视的。人都有弱点，很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有了权力就高高在上，就颐指气使，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具备的谦卑和敬畏。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如此，但在有效的制衡机制起作用之前，这确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趋向。似乎有了权力就不需要尊重人性，就不需要体贴人心，这种权力的傲慢，会最大限度地减低权力运行中的智慧含量。而如果权力的运行缺乏智慧含量，它就只是一种蛮力，就不免与常识冲突、与人性冲突，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就会成问题，就很难不被质疑和抵制。
总之，权力与智慧的关系，往往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警惕。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应该保持赤子之心，保持悲悯的情怀，保持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种“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才有可能抵挡权力对自己的腐蚀。
这就是说，越是有权力，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需要放低身段，这是政治社会学的一般通则。具体到新闻出版领域，这个通则尤其值得重视。新闻出版是一种精神活动，直接关涉人的心灵。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心灵活动是大千世界中最丰富，最细腻，也最敏感的领域，它天然地需要真实的表达，需要奔放的想象，需要自由的驰骋；需要突破束缚，需要打破常规，需要不同凡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身体的住所尚且如此神圣，心灵的住所、精神的住所当然更神圣。如果横加干预，精神创造的夭折，心灵泉水的枯竭就是必不可免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著名艺术家赵丹临终前的这个痛切呼吁，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为什么要少用权力？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权力不是万能的，在精神世界尤其不是万能的，无须那么剽悍，那么神勇，那么无往不前。权力往往有副作用，能不用权力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权力。动不动就用权力去解决问题，用命令的办法、强制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往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扩大问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关键就在于少用权力。如果有程序的限定，有事后的问责，即便拥有权力也不能轻易使用权力，这就会迫使当事官员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他们提升自己的智慧含量。他们就不能不关切人心的冷暖寒暑，洞明世事的千变万化；他们就不能不谦卑而体贴，有所敬畏，知所进退。
柳斌杰先生的讲话，某种意义上突显了权力的自觉。但权力的节制仅靠权力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一部世界历史早就证明，形成健全的制衡机制，才是约束权力的正途。在思想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把思想成果落到实处，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让公众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新闻出版领域充分享受政治智慧的阳光，已经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当然，权力的节制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果说人的心灵需要自治，那么现实世界在保障自由的同时，无疑也需要秩序。在利益冲突中以超然的立场平衡各方力量，使强者不至于无所忌惮，使弱者不至于无告，给社会提供公正的秩序，这是公权力的责任，也是人们需要公权力的根本理由。不该出手时出手固然不当，该出手时不出手，眼看着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不断吞噬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作壁上观，甚至不惜偏帮特殊利益集团，则无异于渎职。智慧的权力因此不仅是节制的权力，而且必须是敢作敢为的权力。我们期待着清醒的权力，也期待着果敢的权力，也就是负责任的权力。
（责任编辑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