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雅安，中国企业大灾公益五年蜕变

专家点评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民间公益组织，它就是群众，理解老百姓的每一步需求。没有社会参与，闭上门，恐怕你再说什么，两块钱什么都公布了，他还是不信。

2008年以前救灾，大家公布捐赠账号，救灾的时候就公布两家加民政部，没有别的选择，应急救援也没法介入，一家独大。2008 年以后有了很大进步，包括把格局打破，现在是多元格局，共同参与。

民间公益组织发展很迅速，几乎是无处不在。其优点是和老百姓接触更直接，不可能脱离群众，它就是群众，理解老百姓的每一步需求，此为大优势。像壹基金，它就在成都，两小时很快就赶到了，政府没法比。除了快速，它还可以做到更专业，和世界先进技术各方面结得更紧。民间在国外到处转，有先进的逃生装备就采购了，使其反而有装备方面的优势。

红十字会的主要问题是开放度问题。开放度就需要大家的参与。若能亲身参与，有各种各样的理事会，治理结构都建立起来了。一个民间组织，即使是政府背景的，也要更多强调社会参与才行，没有社会参与，闭上门，恐怕你再说什么，两块钱什么都公布了，他还是不信。

邓飞——“免费午餐”发起人

企业这次救助相对有序，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中间地带，就是公益组织。

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企业界的参与，救灾几点好的变化。第一个它的面广、参与的企业数量增多，然后它是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去支持救灾。有很多企业跟我对接，比如说免费午餐，有中储粮的大米、油，然后有的是出钱，大家能形成一个立体的配合。第二，这次企业界更加重视民间的公益团队，有了微博这个工具，他们也很容易能够找到民间公益组织，跟他们形成一个联合。第三个特点，现在信息流通和交通方面的改善，企业更多地直接深入灾区，参与行动。

企业这次救助相对有序，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中间地带，就是公益组织。我们民间公益成长起来了，他们有各自的特点，企业很容易找到各自喜欢的或者支持的公益团队，而不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口子，或者是直接过去。之前企业参与公益就两种方法，要不就把东西全部推给政府，要不就直接去，现在有了第三种方法，自然表现出来更加有序。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这次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政府机构，为什么落得如今受冷的局面。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第一次民间力量救助的爆发，进行了大量的捐款。改革开放之后，这么大的灾难，是第一次。汶川地震时的公益救助主要还是依附于国家、政府。主要是政府的机构，比如说红十字会这种大的机构。现在为什么不捐红十字会了？一是因为透明度问题，红十字会在内的不少国家机构的信誉受到议论，这些机构也无法让企业参与其中。捐给壹基金，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可以监督，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企业自然更乐意。所以这次雅安地震，捐给政府的钱很少，而是直接捐给老百姓能够受益的草根组织。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公众社会出现了分歧，面对大的问题时，老百姓感觉最多、最重要的是我们民间的公益性的组织他们的意义和作用。从以官方为捐助主体到现在开始转回民间的草根组织自我救助，简单地看，它救助的对象、方向、行为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政府官员、官办机构的社会公信力下降，另一方面说明公民的自我救助，能够有一个渠道，通过这种机构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政府机构，为什么落得如今受冷的局面。

杨鹏——壹基金秘书长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能够让人的爱心受到激励，得到培育和成长的制度文化环境，给行善以自由吧。

汶川地震的时候，社会对企业叠加了太强的道德压力，甚至出现不捐款的黑名单，这次好很多。救灾对于政府，绝对有责任和义务。而企业作为一个法人主体，相关的法律并没有赋予其必须承担这些义务，它的主要工作就是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和创造就业和税收。怎么捐，捐多少，这是企业的自发表现，员工爱心的自我表现。慈善公益是一种自愿行为，若变成强行标准，必然变味。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能够让人的爱心受到激励，得到培育和成长的制度文化环境，给行善以自由吧。

企业的公益救助，最好是积极直接参与这些公共救援，参与方式可以是捐钱捐物，若能在救援中延伸其专业能力就更好。比如阿里巴巴，它是一个网络公司，就动员起网民给这些灾区捐款。光是腾讯和阿里巴巴，总共参与捐款的人数就已将近突破90 万人。带动这么多人参与公益，这就是企业的专业能力延伸到公益上来。

做专业的事，专业地做事

又一次大地震，中国企业的大灾救助，让人刮目相看。

企业的救灾形象，不再只有举牌捐款，在灾区，在后方，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与政府的协调越来越顺畅，开始学会与NGO合作，形成救助方式多样、公益模式专业、多方有效合作的景象。

“2008 到2013 整整五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发展，并推动了社会多方面的可测度的进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慈善界几乎年年有故事，日日有进步。”

2008 年，因民间投入汶川地震救灾的首次大规模行动，被称为“公共参与元年”。短短五年里，经过几次大灾的淬炼，政府、NGO、企业，均获得了远超过去几十年的迅速成长。

即刻自动反应

2013年4月20日早上8时02分，周末，家住雅安的中国平安雅安中心支公司查勘定损员罗光锦和妻子尚在睡觉，突如其来的地震将两人晃醒。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妻子跑不动，罗光锦只能推着她离开房屋，“我老婆吓得腿都软了，太害怕了”。

惊魂未定，但1 小时内，罗光锦却得赶到公司，准备前往重灾区芦山县。他知道，灾难来临，保险公司和它的员工，没有理由不在第一时间冲到第一线。

尽管他们自己也是灾民。

出发前，罗光锦买了碗牛肉面留在家，将妻子交给了她的同事。

相比五年前的汶川，此次企业和NGO的反应可谓神速。在通讯不畅的情况下，只用了28分钟，四川路桥就调集了一百多台大型抢险设备奔赴芦山；半小时后，深圳壹基金便准备前往灾区，比任何官办慈善组织都快；一个小时以后，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寻人平台相继上线。

“五年前的5.12 地震，企业家的反应是三天后，八家NGO 在北京联合。但雅安地震当天，我们就联合九家NGO 行动起来，在网上筹集资金超过4000 万。”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说。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发生汶川地震的2008 年被人们称为NGO 元年，其实它不是，实际上它是公共参与的元年，等于这个企业突然自己直接参与救灾。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开始参与，很热情，但很乱。而这次雅安地震，我觉得就理性、有序多了。这么多年的积累，他们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做。”

五年后中国企业对于如何救灾，显得更胸有成竹。快速而又有序的反应，不是一蹴而就。

平安集团2008年规范了公司在各种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救助机制，之后又制定了《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预案》，该制度在组织保障、灾情评估、救灾捐赠等方面详细给出具体的操作模式，把灾难应对的措施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应急制度化，时刻有准备。不到24 小时，平安产险就将100万预赔款支付给农行芦山支行，完成雅安地震后首笔财产险理赔案件的赔付。汶川地震、2008年的凝冻雪灾、“7·23”温州动车追尾重大事故，“理赔第一单”均出自平安。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中国慈善捐赠的一次“总动员”。震后十天内，企业累计捐赠就达到160亿元人民币，掀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捐赠高潮。

90%以上企业选择了直接捐款的方式。随后，“铁公鸡榜”如核裂变般爆传，“捐多被捧捐少被踩”，令不少企业在公益之路上陷入迷茫。

五年后，面对雅安地震，企业不再只有爆棚的救灾情绪，他们更趋于理性与务实。如何最高效率地救助，是各大企业考量的重点。他们充分利用专业技能、寻求多种救助方法和公益模式，“需要什么给什么”，“如何最大可能满足灾民的需求”才最重要。

地震发生后，高德导航用一天一夜时间，推出了“雅安版”导航，着重体现雅安及地震灾区的紧急避难场所、医院及急救站信息。百度发布了“救灾物资需求分布地图”，每小时更新一次，展示受灾人群分布，还标示灾区各地急需物资。

不同的企业几乎是各显神通。烽火通信迅速配合当地运营商恢复了芦山、宝兴、天全三个县的部分通信业务；徐工集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厦工、柳工等工程机械企业早早准备了各种可能需要的机械；互联网企业则迅速开发上线寻人平台，并及时滚动播报灾区需求……

让不少人感到新鲜的还有，赶赴一线采访的记者和志愿者享受到了一份“特殊福利”：平安保险赠送的意外伤害保险。利用微博平台，“平安保险商城”给深入灾区的846 名志愿者、记者提供一份保额最高50 万元7 天的平安短期意外险。

就连捐赠，也比以前的考量更讲究。平安集团的第一笔650万元捐款，给了壹基金。这个同在深圳特区的基金会，在此次地震初期力压众多官办基金会的表现，曾令各界颇感震撼。

平安给壹基金的捐款，主要用于采购发放救灾物资和灾区儿童心理恢复工作。根据灾民需求，平安集团紧急联系厂商，追加捐赠了价值20 余万元的1000 顶帐篷，价值逾30.7 万元的防潮垫300 个、床上用品400 套、毛巾2000 套，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进行发放。

不仅是平安，把捐款交给壹基金，成了企业们一致的选择，理由是：专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公益名人邓飞认为，这是企业参与公益救助应遵循的原则。

公益圈：竞争与合作

对于基金会而言，透明也是其专业必不可少的表现。

壹基金达到了他们的标准。2010 年底，壹基金用一年多的时间请独立机构设计了预算管理体系，组建了预算委员会。

“一方面，内部制度设计可降低捐赠资金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独立性，发起人与主要理事会成员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他们以个人声誉为壹基金背书。”吴君亮说。这位长期推动政府预算公开的知名人士，是壹基金预算委员会成员之一。

平安集团选择壹基金作为公益伙伴，公信力、透明度及响应速度是考察的首位要素。此外，好的项目执行能力、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以及尽可能一致的公益行为模式，都是考虑的标准。

合作，一直是平安集团公益路的主要方式，与媒体、NGO、政府、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互动、合作已是常态。2010年至2011年，携手气候组织和中国绿化基金会开展“百万森林计划”之低碳车主活动；2012年投入270万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携手，在全国12个省份营建万亩平安林。

2010年，平安“员工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成为内部最大的自愿性非营利团体组织，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环境、红十字、社会服务等领域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不再单刀独干，尽可能地高效率合作，聚合出有力正能量，是企业公益救助的一个大改变。平时打得头破血流的互联网企业，居然连在了一块儿。“放下恩怨和纠葛，齐心协力，统一资源，为民众服务。”奇虎董事长周鸿祎这位颇具争议的企业家在微博上率先呼吁，各寻人平台尽快实现数据共享，并最大可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很快搜狗、搜狐、各个微博纷纷响应。“我希望这成为互联网公司面对自然灾害的常规化协调沟通机制。”周鸿祎写道。

虽然没有政府那种统一的指挥系统，但在救灾中，民间的力量也能自觉地拧成一股绳。

雅安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名为“成都公益圈”的微信群成立，13 家民间公益组织在该圈内沟通灾情、交通、交换信息资源，同时，“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也迅速成立，并于当天赶赴灾区。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华民基金会也关注到了这个公益圈，及时协调资助款。

“慈善组织之间是平等竞争的关系，但一定要密切合作。”王振耀期望慈善组织也能组建一个救灾应急联盟，以达到救助的更优化。

因为竞争，壹基金脱颖而出；而壹基金的背后，社会大众和诸多企业的鼎力支持与合作，造就民间力量的崛起，也终于改写了中国的救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