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闪点】危险的讨论：铁达尼沉没那一刻

讨论国民性是一项高风险的思想作业。风险高，原因很多，重大者二：一是难免犯笼统概括的毛病，一杆子打翻了全船人；二是得小心特殊国情论者玩草船借箭，把国民性当作“中国特色”的托辞和借口。要避开这两大风险，最明智的方法就是闭嘴。要不然就议论别人的国民性—单纯地满足好奇心总是可以的吧？假如我们懂得装傻的话。当然，这也是某国的国民性之一。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一词，看上去很神秘的样子，其实概念不复杂。它也被翻译成民族性，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反复呈现的心理与行为的模式。个人以为，心理不易考察，重点在于行为，又因为心理和行为密不可分，我在这里所谈的国民性，主要指的就是行为模式—某一特定人群共有的行为模式。

如果把“人性”二字和人类普遍的行为模式挂上钩，国民性与国家民族是什么关系就很清楚了。打个比方，直立行走是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乃是人性的特征之一。然而“踱方步”就不一样了，它只是某一部分人的行为模式。说不定，还是某种国民性的表现呢。

国民性很像生物学家常说的习性。不是与生俱来，却根深蒂固，特别稳定，但非一成不变。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一群红嘴鸥在飞往西伯利亚繁殖地时偏离了原来的路线，意外地降落在昆明地区。二十多年来，由于市民长期投喂食物，它们的少数后代逐渐放弃了迁徙的习性，成为滇池里的常客。生活在日本北海道的丹顶鹤更是如此。由于当地人长期有组织地投喂食物，它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往返迁徙的习性，成了名符其实的留鸟。

有人将习性称作“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相当准确。当年严复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今日看来，要改变这种第二天性，还得费些工夫。扯远了。我们还是继续讨论人家的国民性吧。

生物界从不存在只有天性而无习性的物种。同样的道理，世上也不存在只有普遍人性，却没有特性的国家或民族。这使得国民性研究基本上只能采取比较的方式进行。比较的优势在于鲜明生动，往往一针见血。可是这个方法也有短处。流于印象，失之偏颇，过度诠释，还有按捺不住的价值判断，都是对比较研究的有力批评。这些批评如此严重，以至于在经历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兴盛之后，整个国民性研究都走向了低谷。

谈不上复兴，不过最近我发现，西方的国民性研究在方法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更新。比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著作《国民性》就大量运用了像统计学一类的定量分析方法。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一书中采用的方法更“笨拙”，也更有趣。她采用了一种极端经验主义的方式来观察英国人的性格特征。为了研究英国人如何说对不起，她可以每天上午去火车站假装不小心地撞上行人，然后记录对方的言词和反应。她甚至记录了70万个抱怨天气的例子，用来分析英国人谈论天气与社交拘泥症的内在联系。

就像学者们那样，如果我们更新了自己讨论事物的眼光和手法，大可不必对国民性的讨论谨小慎微。实际上，只要我们留意到国民性跟习性一样，既受限于天性，又受制于环境，总能发现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至于这些行为模式的利与弊对与错，那是另一个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我这里所说的环境，当然不再仅仅是孟德斯鸠谈论的地理环境。很早，这位哲学家就敏锐地意识到，环境与国民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他还是犯了不小的错误。他把环境的含义窄化为地理和气候，显然是错误的。没有意识到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在环境概念中的重要性，则是更大的遗憾。

英国一位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坦言，他差点儿就犯了类似的错误。当他动念头去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时，几乎本能地想到了日本与英国在地理环境的相似性，从而想当然地把日本当作“全世界主流文明体系中的一个变体”。（《日本镜中行》）直到他再三深入到日本社会中去，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过，麦克法兰没有气馁。因为他从另一个人的著作中获得了探知未知世界的巨大勇气。这个人就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而那本著作则是不朽的名篇《论美国的民主》。

为什么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可以在一位政治思想家那里获得探讨国民性的勇气？多么迷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