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说“皇恩大赦”

国际新闻中最近有个热点：“李明博卸任前特赦贪官犯众怒。”李明博在职期间已经有过6次特赦了。特赦本来是国家元首的法定权力，这次因为特赦人员名单中可能有他政治盟友，因而干犯众怒。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台湾新闻界也向吴敦义问起马英九是否考虑了大赦、特赦。吴回答，尚未议及这个问题。他又说“如果要减刑，实施对象也不会包括死刑，以及强奸、贪污等‘人神共愤'的犯罪者”。

赦免罪犯这一类词汇，对大陆人已经很陌生了。最近的一次“赦免”是在1975年3月17日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这距今已经35年了，四五十岁以下的人们大多没有听过“恩赦”“赦免”“大赦”这些词汇了。

古代的中国不是这样，“大赦天下”是经常出现的。自秦以来的2000年中竟大赦1200多次，如果再加上曲赦（对特定地区放赦）、别赦（个别赦免）、减等、赎罪、德音（与减等相似，死刑改流刑，流刑改徒刑，徒、杖、笞则全部赦免）等减宽措施，绝不下于2000次 ，平均每年一次，极其频繁。

鲁迅先生《风波》的背景是溥仪在张勋支持下演出的一场复辟闹剧。小说中写道，当“皇帝坐了龙庭了”的消息传到绍兴邻近小村时，七斤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皇恩大赦”这个本属皇帝操作的政治行为，连一个不识字的普通农妇也都理解，而且赞扬脱口而出，仿佛她多关心这件事似的。其实她家里既没有在押的亲人，也没有通缉对象。她的关心，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应。在特定的时间里如果某类事情频繁地重复出现，这就会在受众的心理上形成一个“动力定型”。千百年来，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现实如此，通俗小说与戏曲中也这样写、这样演，久而久之，普天下的百姓也知道这个规律了，因此七斤嫂的这句无意之语，恰恰说明了“登基”与“大赦”的必然联系已经深入人心了。老百姓也把它当作一件好事来欢迎，因为大赦不仅事关犯罪人员，有时他们也会得到些好处，如减免租税等等。

1. 赦罪溯源

犯了罪、被发现而判刑，照道理说这是彰显公义的大快人心之事，为什么还要赦免那些罪有应得之人呢？这不是与惩罚构成了悖论了吗？否。法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文明社会里对于犯罪惩治已经不是单纯的报复和血仇。它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一种惩戒机制，因此也就有了与惩治相反的赦免。当然，不是一有法律，人类马上认识到这一点的，赦免制度并非是伴随着法律产生的。

宋仁宗嘉二年（1057）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篇考卷（考生糊名的）中有云：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意思是说：奖励如有可疑，应该从宽给予，以推广恩泽；如果惩罚有疑，则应除去，涉及惩罚一定要慎重。帝尧之世，皋陶做法官，每次用刑杀人，帝尧都赦免，皋陶三次要杀，帝尧赦免三次。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坚持执法的坚定，也感念、感谢帝尧仁爱心怀。欧阳修很欣赏这篇文章，把作者取为第二。他本想取为第一，但又疑是自己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使之屈居第二；开卷一看，考生是苏轼，考官大跌眼镜。然而欧阳修又有点困惑，不知“杀之三”“宥之三”之典出自何书？他下问苏轼，苏轼竟回答说：“想当然耳！”这个回答很妙，一方面表现出东坡才情豪放；另一方面，从历史的真实来看也真的是想当然，当时法律初具，还不可能有“杀之三”“宥之三”的游戏规则出现。当然苏轼更相信法律虽然具有惩戒功能，但其中也应包含着人类美好的感情———宽恕。

尧舜是传说时代，用现代史观的分法则是氏族社会晚期。当时有了不成文法，也可能有了法官审判（大多为巫师）。人们对神的信仰代替了对现实的理性分析与判断。审案、判断是非曲直还是靠神兽———獬（此兽独角，善于分别曲直，见有人争，它就用角顶没有道理的一方），法官据此作出判断。此时惩罚主要的目的是对犯罪人的报复，或许再加上“以儆效尤”。在缺少理性的时期，宽恕不可能彰显。苏轼为了张扬帝尧的仁爱，更为了突出人类的宽恕心，造出这个“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自然是“想当然耳”。

然而它又不是毫无根据，先秦文献确实记载过“三宥”在处理案件中实施过程。如《礼记•文王世子》：

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

这有些像演戏，但不是表演统治者对所有民众的“宽仁”，而是表演统治者对有宗族血缘关系犯罪人的亲情。公族（王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