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
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文化解码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
7月25日，有一条对中国人来讲不大显眼的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卢拉炒掉了他的国防部长皮尔斯。直接原因是7月17日，有一架民航客机撞向圣保罗机场的一幢建筑，死了将近200人；而航空交通正是国防部的管辖范围。有些巴西博客批评皮尔斯不识相，他早该在空难的第二天就自动辞职，根本不应该等到总统出手炒他鱿鱼，显得他很眷恋权位似的。
对中国读者来讲，这种说法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随着国际新闻的开放与增加，那种下头出事导致部级官员辞职的消息我们都听得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国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为“高考”（A－Level）评分出了问题而挂冠求去。陌生的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里头的道理，难道设置考试评分标准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吗？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倒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ter System，源于英国的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西敏寺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任何问题，他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战，他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
这是种常规，理论上你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管，好官我自为之，那么接下来可能的政治危机就要拖累整个政府，结果就算不是立刻垮台，也会让执政党在下一轮大选中遭到选民的投票处罚了。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
既然如此，何以实行总统制的巴西也要学这套英式的“部长问责”呢？这是因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律了，那位不幸的巴西国防部长虽然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到底也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的。更不用说美国偶尔会发生州里出事、州长辞职的情况了，因为那些州长根本就是州民直选的。
最近有些网上的舆论还在谈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查处情况，觉得涉及官员只到县级好像还不够高，并且还动辄引用上述那种外国事例作比较。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实在是太不符合国情了。别的不说，就拿文官制度来讲吧，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因此用不着像西方那种“二官分途”、“部长问责”，动不动就“刑上大夫”（SARS时期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去职只是特例而非常态）。所以，有县级官员为黑砖窑事件负责也就很够了，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道歉实在是超额完成了他的本分。
（作者为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
7月25日，有一条对中国人来讲不大显眼的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卢拉炒掉了他的国防部长皮尔斯。直接原因是7月17日，有一架民航客机撞向圣保罗机场的一幢建筑，死了将近200人；而航空交通正是国防部的管辖范围。有些巴西博客批评皮尔斯不识相，他早该在空难的第二天就自动辞职，根本不应该等到总统出手炒他鱿鱼，显得他很眷恋权位似的。
对中国读者来讲，这种说法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随着国际新闻的开放与增加，那种下头出事导致部级官员辞职的消息我们都听得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国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为“高考”（A－Level）评分出了问题而挂冠求去。陌生的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里头的道理，难道设置考试评分标准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吗？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倒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ter System，源于英国的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西敏寺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任何问题，他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战，他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
这是种常规，理论上你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管，好官我自为之，那么接下来可能的政治危机就要拖累整个政府，结果就算不是立刻垮台，也会让执政党在下一轮大选中遭到选民的投票处罚了。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
既然如此，何以实行总统制的巴西也要学这套英式的“部长问责”呢？这是因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律了，那位不幸的巴西国防部长虽然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到底也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的。更不用说美国偶尔会发生州里出事、州长辞职的情况了，因为那些州长根本就是州民直选的。
最近有些网上的舆论还在谈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查处情况，觉得涉及官员只到县级好像还不够高，并且还动辄引用上述那种外国事例作比较。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实在是太不符合国情了。别的不说，就拿文官制度来讲吧，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因此用不着像西方那种“二官分途”、“部长问责”，动不动就“刑上大夫”（SARS时期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去职只是特例而非常态）。所以，有县级官员为黑砖窑事件负责也就很够了，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道歉实在是超额完成了他的本分。
（作者为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