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示读者以大信（1）

学术反腐路漫漫——我的“打黑”经历

打假还是打黑

起初我说“学术打假”，后来我说“学术打黑”。这一改变跟我的遭遇有关。如果你在报刊上揭露了某些人的抄袭剽窃，你的4个车胎在一周内全部报废，相信你跟我一样，也会改成“打黑”。

关于我的车胎被扎。我的学生们坚信与我那篇小文有关，据他们推测，一定是某位相关人士，雇了个上不了戏的“北漂”，告之以敝车的停放地点和车牌号，于是人家就在那个和谐温馨之夜，为每扎一个几十块的价格，向我的车胎下手——侧面入刀，刀口寸许。因为首次作案，心慌意乱，只扎了3个。过了两天，又给那个漏下的补了两刀。

我对上述推测深表怀疑。在学术论坛做嘉宾的时候，还与人家辩论。我不相信，学界会跟黑道沾边。可70后、80后都笑我幼稚。他们说，我这是对身份的自恋，是对黑道的歧视。他们教训我： 什么叫黑道？黑道就是用不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校长、院长、教授、博导也有此种需求，如果这需求拿不上台面，你凭什么不允许人家涉一涉黑？

在学生们的批评教育下，我提高了觉悟： 近十年来，权学交易之盛，抄袭剽窃之众，学界脸皮之厚，学人人心之险，似乎只有“黑”才能搔到痒处。

第一篇小文，4个车胎被扎

我的那篇小文发在2006年第6期《当代电影》上，署名吴迪（启之）。题目是《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电影研究中的抄袭与剽窃》，文中点了林先生、倪副教授、何教授、黄教授4人的名。拙文问世后，出了几件可歌可泣的事——

最令人感动的是，何教授给编辑部和我来电。说他恨不能马上飞到北京，向被他抄袭的郦先生赔礼道歉。他还写了一个检讨，答应在《当代电影》上发表。

最令人可怜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前影视所的梨枣先生给《当代电影》的主编和我来信，信中披露，倪副教授的《中国电影史》还剽窃了他的《中国电影电视》，抄了他9000余字。但是，他诚恳地要求，“还是以吴迪、启之的名义揭露，不要暴露他”。（此先生将吴迪、启之当成了两个人）

最令人佩服的是，一名“从事影视教学的教师”给编辑部的来信。此信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我那篇小文是“话语霸权并且有较强的人身攻击性”，针对我将抄剽者的单位、职务、学位、职称公之于众的做法，质问我，是否想“给单位施压以惩治违规者”？来信进而认为，“这种感情超越理智、超越法治的做法不但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行为，而且也体现出学术研究者客观立场缺乏。”在写信者看来，造假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为之”，另一种是“因文风习惯而导致的”。“应该区别对待”。来信还劝诫《当代电影》不要发表这类“贴大字报”式的文章，因为它“降低了《当代电影》的学术含量”。

来信中最有分量，因而催我走上“打黑”道路的言论如下：“学术打假者可能未必会将目光放在目前最具有话语权的研究者们身上，因为这样打假的成本和风险可能会很高，即使攻击他们恐怕也未必会对其个人造成太大影响，因此矛头必然会主要指向青年人，以这种方式进行批评，我以为非常不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

最吓人的是，我差点因这篇小文惹上官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负责人之一，尹教授给《当代电影》编辑部打了电话，用了近一个小时对我进行严厉的斥责，并声称要到法院告我。尹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是何教授的导师，他曾为何的一本书做序。序中对何做了高度评价。

最让《当代电影》难过的是，何教授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当代电影》发表他的检讨。

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一期的《当代电影》卖火了，据说，光中戏的师生就买了200本，后来又加印了数百本。《文艺研究》、《电影艺术》的主编纷纷找我，希望我再有这方面的稿子给他们。《当代电影》受到鼓舞，催我再写第二篇。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就在此时，我的车胎两次被扎。到派出所报案，警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肯定是得罪谁了。”真不愧是人民警察，一语中的。可让人郁闷的是，我等了4年，始终没收到法院的传票。

第二篇小文： 圈内无处可发

我的第二篇小文点了3个人： 倪副教授、路教授（某学院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电影艺术》编委）、高教授。但《当代电影》言而无信，压稿不发。两个多月后，主编要我把人名、书名隐去。理由是，路教授是国务院学术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得罪了此人，对于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不利。何况，路还是我的朋友云云。我告诉他： 人名书名隐去就文不成文了。路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没有干这事的。

不约而同，《文艺研究》的主编也变了卦——托人传来的理由是： 路是他所在研究院院长的同学，是研究院的客座。而高是他去年博士答辩时的导师之一。刚拿了学位，就揭导师的短，不够意思。《电影艺术》倒没有抽肩膀，但是我也不想找了，那主编是我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不想给他出难题。

圈里盘根错节，只好转到圈外去，此文最后发在了《博览群书》上。于是，圈子里太平了，主编们踏实了，抄剽者安心了——反正没几个人博览群书。就算览了，又奈我何？既然可以“好官我自为之”，为什么不可以“好师我照当之”？

话虽这么说，有我这个“不安定因素”在，“好师们”总会犯嘀咕。央视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陆弘石告诉我，路教授给他打电话，请他劝劝我，不要再写了。陆对此发表评论：“他还好意思！”然而，我却对这位导师突然怜悯起来——连我的学生都从我那篇小文中看出来我属于那种“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主儿；这位在学界泡了大半辈子的教授，竟然没这点悟性。

倪副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不仅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好做人！’这是刚进学校的时候，路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的第一句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在导师榜样的激励下，倪副教授在学习做人上又迈出了一大步——2007年4月13日晚9时许，倪给我打电话，承认自己抄剽了陆弘石的著作。问我怎么办。我请她公开检讨。她说怕《当代电影》不发她的检讨。我向她保证肯定会发，并将编辑部主任的电话告之。然而，她从此杳如黄鹤。直到3年后，北大教授李道新惊讶地发现，她的新书又剽窃了他的著作。

12万： 打个老虎

人们说我“打苍蝇，不打老虎”。其实，我很想打“老虎”，可我不掌握“老虎”的证据。“权学交易”者才称得上“老虎”。这类交换都是私密行为，像我这样的等闲人士怎么知道？

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学术反腐工作室”。通过互联网，放手发动群众。让“老虎”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权学交易有3个无法超越的环节： 一是入学考试，二是外语成绩，三是论文答辩。要考硕博士，必须经过笔试口试两道关，那些浪得学位的官员是否合格，一查原始记录就知。二是外语。硕士要求外语成绩及格，博士要求两门外语。查一查考试卷子，就一目了然。三是学位论文。白纸黑字，你写得怎么样，导师的评语，答辩委员会态度，都有案可查。可是，掌握证据的人，凭什么要把证据给我呢？有了，我拿出12万，奖励给勇于揭发并提供证据者。打他几只老虎，出这口鸟气！

2007年8月，“学术反腐工作室”成立，我向社会承诺： 凡向本工作室提供权学交易的确凿证据者，本工作室一次给予奖金1万元人民币。

时至今日，举报信接到了几封，说的还都是“苍蝇”。其最大者，不过是某校的教授，抄袭了某在职博士的论文。总之，“老虎”连个毛也未见，我一分钱也没花出去。

实践给了我一闷棍。我明白了，这种工作室是打不着“老虎”的——不管“老虎”在台上还是下了台，了解其权学交易之底细的，都不敢造次。再说，1万元的奖金也实在算不上重赏。

王建民： 鞭打自己人

“老虎”没打着，却认识了一位同好——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主编。前年2月，在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谈了如何鞭打“自己人”。征得王教授同意，兹摘录如次——教育部每年从以往年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选出一百篇予以表彰奖励。从全国每年5万篇过关的博士论文中挑选百篇，五百选一，可谓精中选粹；花落社科园地寥寥几篇，无异凤毛麟角。因为稀罕，各校均视为张扬博士培养水平之最重要指标，一旦到手，不仅对师徒重金伺候，而且在职称等许多方面出手大方。哪里有诱惑，哪里就有龌龊，身在其中，躲不胜躲。

所谓身在其中，我当值的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在“册子”里挂了号，便时不时地参与某些评审工作。

作为今年百篇优秀博士评审人，我发现一篇论文由抄袭拼凑而成。然而，其导师是我一向尊重的学者，其作者是我多年的熟人，而作者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多是我的朋友；我与这学校亦有密切合作，该校的同行专家多为合作伙伴。就是说，这次，我这鞭子要抽打的是“自己人”。

“大义灭亲”一词当然是再熟悉不过了，但以前从未想过这到底有多难。他们远说不上是什么“亲”，要下手尚且如此不易，若真是亲人，我是狗熊无疑。我下移了自己的底线： 在他们的要求下，我承诺不向学界公开这一丑事。当然，似乎也还没有堕落到底： 1. 已向教育部有关部门书面和电话据实通报、一票否决；2. 电话要求该校主动查处。

来函对中国学术腐败成因的分析，在下有同见；对现状的无奈，在下有身受；对前景的悲观，在下有同感。所不敢苟同的是： 你说“人们的麻木和无奈”会最终变成“一种潜规则”。不，完全不对。它已经是显规则了。三个月后，在王建民的倡议下，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学风与学术规范”研讨会。与会者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的同仁。面对日益猖獗的学术腐败，大家愤懑而无奈。这情景，二百年前的龚自珍也遇到过。不过，他比我们乐观。所以写下了“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名句。

我别误人子弟

我从来不报课题，然而，作为一个成果贫瘠、混吃等退的研究员，我不得不为年轻人申报课题——按规定，助研无资格申报课题，必须由正研替他们申报。我深知，自己在圈内的人望，即便不属于人人喊打，也一定是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我尽量逃避为年轻人报课题。你想想，如果那审批的，一看见我的名字就咬牙切齿，恨不能食肉寝皮，我代报的课题不是肯定瞎吗？

可去年，躲不过去了。非让我牵头申报“电影口述史研究”。在我下面是十几个后起之秀。生怕因为自己连累大伙，我向领导交待我的“潮底”。领导沉吟片刻，神色庄重地说：“我们想办法做做那些人的工作。审批的人里面，总得有个讲良心的吧！”

早几年，就有学生跟我说：“吴老师，你老跟那些人叫劲，我们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去年，一位两次考博落榜的学生给我写信，一边诉说考博中的不公，一边语带讥讽，说我揭发抄剽是毫无意义。

于是，我申请不带研究生。

中戏院长： 为了学术尊严和贵院清誉……

2009年3月，北大艺术学院李道新教授告我，倪副教授的新书《旁落的江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抄了他的《中国电影文化史》。我一听这书名就知道此书一定源自倪的博士论文。4年前，我就从网上下载了这篇被评为全国优秀的博士论文。那时，常识就告诉我，它是抄剽之作。

我把倪的博论传给李教授。经他的查核，倪的博士论文《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与审美研究》总共抄袭他的《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相关内容19段，6716字，约占该博士论文字数的4.6％。随后，陆弘石、陈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也先后告我，倪的博论还抄剽了他们的著作。

去年4月7日，我给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翔寄去了一个快件。其中有一封给他的信： 徐翔院长大鉴：

冒昧打扰，只为学术尊严和贵院清誉——贵院副教授倪博士一贯抄袭剽窃。现已发现的有如下三部著作——

一、 倪撰写的《中国电影史》（2004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二、 倪主编的《悲情画传》（2006年，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

三、 倪的博士论文《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与审美研究》（2005年5月通过答辩）。

随信附上五种证据：

一、 《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一）（见《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二、 《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二）（见《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

三、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章柏青给《当代电影》主编张建勇及吴迪的信。

四、 北大教授李道新、央视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陆弘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等人的信。

五、 倪抄袭剽窃李道新、陆弘石等人著作的勘比考证。

上月教育部已下达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希望您乘此东风，对倪骏的抄袭剽窃行为做出严肃处理。

顺颂春祺！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去年4月10日，中戏的朋友将此信及其附件交给院长。一年过去了，徐翔没有任何反应。无奈之中，我把材料寄给了人大，寄给了教育部。

呜呼，一个连苍蝇都打不着的人，居然想打什么老虎！2007年8月，我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周欣宇说： 我不想在“猪窝”里做学问。可是，中国之大，何处没有“猪窝”呢？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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