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逵之死

“朱学逵一被揪出来，我们这些喜欢在书上勾勾划划、评评点点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哪天自己的毛选也被别人拿去“研究”，甚至嫁祸于自己，那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与我同屋的吴松亭赶紧把自己的毛选藏了起来。我也赶紧把自己读的毛选偷偷检查了一遍……”

冯骥才先生二十多年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1991）中，有一千来字关于朱学逵的记载。朱学逵是1964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革”中作协最惨的“现行反革命案”就是朱学逵案。时隔四十余年，许许多多往事都已淡出，但朱学逵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昨天一样。

朱学逵与我是北大同学，同年级同专业不同班。他是江苏南通人，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因此，“文革”前他是《文艺报》党支部排在前面的发展对象；“文革”中他又理所当然地在《文艺报》和作协的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最有“战斗力”的战斗组“千钧棒”，他是发起人和头儿，我是一员。《文艺报》造反队他是头儿。他参与了“文革”早期报社不少重要大字报的策划和起草。他可以是红卫兵，但他的观点是同作协大多数人一样，属于“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朱学逵长得纤弱清秀，戴一副近视镜。他勤于思考，斯斯文文，不胡来，更不会搞打砸抢。因此如果不出意外，他也会是未来文坛上，至少是作协报刊的一名骨干，一位负责人。

1966年春天，我们几个单身大学生都搬到了和平街作协宿舍。一个三间一套的单元里，我和复旦的吴松亭一小间，朱学逵和南开的马某、山大的张某一大间，北边的一间暂住山大的侯聚元。几个人共用厨房和厕所。都是年轻人，都没有女朋友或女朋友在外地。每到星期天，还时常一起做饭，所谓做饭也就是下碗挂面。闲得慌就下军棋玩，倒也其乐融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作协分成了“革”与“保”两派。我、朱学逵、吴松亭、侯聚元基本上是一个观点的，马和张则基本是机关红卫兵的观点。不过住在一个单元里，大家还是相安无事，说说不关痛痒的话，关系淡了一些而已。

转折或者说朱学逵的厄运出现在1966年初冬。

1966年11月24日晨，王府井大街北侧的文联大楼前赫然出现了通栏大标题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大字报，以一系列的“实证”，罗列了朱学逵“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因时间久远，我只能凭记忆，回想一些这张大字报列举的主要内容——

朱学逵在《毛主席诗词》一书的某页上批写道：“风卷红旗，风展红旗……足见词儿不多”；

另一页上批道：这一首平平；

再一页某一句上批道：雷同！

而朱学逵在《毛泽东选集》上的某页则画了两个联系的线条，批有：“矛盾”或“商榷”二字；

在许多页上勾勾划划，并打一个很明显的问号以示自己的怀疑或不解；

更有甚者，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某处，批了一句话：毛泽东也设想过和平民主新阶段。

——这要加一注解，因为当时正在批判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朱学逵这么批，不是说毛泽东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