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老派知识分子

　　费孝通先生晚年写文章回忆他的老师，喜欢用“老派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也有人用“老派共产党员”来称那些模范共产党员。
　　我喜欢“老派”这个词。旧比新好，这是我过去判断许多学术问题的一个基本看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左右，我也这样看。
　　我岳父上世纪30年代末参加共产党，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老派共产党员的特征，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无神论思想，一是公私分得很清。他遗嘱死后连烧香叩头这样的事都不让做，他是真不信鬼神。他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但该自己得到的，再小他也计较，他文化不高，但我很佩服他的表里如一和从一而终。
　　人的一生无论新旧，也无论左右，最后都要落在道德上。当制度落后的时候，我们曾经迷信制度，以为好制度一来一切都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无论从政、经商还是治学，最后还得过道德这一关。虽然道德高尚的人最后总是吃亏，但我们还是不能没有道德，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讲过这个意思，特别是移代之际，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高下。
　　在我读书的印象中，潘光旦先生就是一个品质非常高尚的人。上个月，我收到中国近代史所吕文浩兄寄来的《潘光旦图传》，读过之后，想到了这个老派知识分子的许多事。
　　这几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写传记的不少，但很奇怪，为潘光旦写一本传记，我印象中，吕文浩这本还是第一部。前些年，老朋友孙珉早就做了很多准备，但后来可能他公务缠身，就放下这个工作了，我感觉我们应该有多部潘光旦传，有专业性的传记，也要有通俗性的传记。文浩兄这本书，为潘光旦的研究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很多年前，在昆明纪念西南联大的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穆，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家风优美”是什么含义。她编过一本书：《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本书我看过很久了，但有一个细节不能忘记。
　　这本书里选登了潘光旦先生1949年的几则日记，从这些片断的日记中，我多少能理解为什么潘光旦先生在当年“三反五反”的时候，面临自己那么多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而在心理上很难认同当时的一些做法。我想当时许多做人做事的方式，在潘光旦先生的道德里是过不去的。
　　潘光旦先生在1949年的一则日记中说：“与沈衡老谈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徇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清华自20年前起不收旁听生，余在教务长任内曾以词折服军阀刘镇华之秘书长不遣刘子二人来校旁听，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第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12月28日)午后沈衡老嘱其孙××携书来，仍商来校旁听事，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高教会徇私人之托，随意指令其附属机关，终将受人评议，不利一也；清华奉指令行事，破其20年来良好之规则，不利二也；衡老为法界前辈，向以法治领导群伦，今又膺最高人民法院之重寄，今乃视一校之章则与尤良习惯为无足轻重，必招物议，不利三也；沈君而入校旁听，同学必将指摘曰，此某之文孙始获此特殊待遇，何外此无它例也？此不利四也。余以此语沈君，请其孰权利害，自动撤回申请，并归于老人陈之。青年人有理想有热情，以词折服，宜若容易，此事看来可以了结，至余或因此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11月9日)”(第355页)
　　此事后来的结果我不清楚，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思路。潘光旦先生服务于清华多年，始终维护清华制度，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做过教务长，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既能治学还能治事的人，他们不光有能力，还有道德。
　　时代在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恒久的，不能变来变去。道德上的多变其实就谈不上道德了。在中国，做人做事，比较看重从一而终，有时感觉这很落后，但至少对成年人来说，我以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