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他们的人性
《色，戒》中的易先生来说，不少讨论围绕他的投敌身份，认为影片美化了他，但问题或许可以这样提出来：易先生这个角色不是被美化了，而是被简化了，他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呈现。
不管是张爱玲提出的“反派人物的内心”，还是李安所说的“人性的复杂性”，都是值得认真回应的，不能以某个标签（比如“汉奸”）一言以蔽之。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是这些人的内心？他们的人性何以见得？
苏联导演罗姆曾将二战期间新闻片的一些镜头，剪辑在一起成片为《普通法西斯》，表明即使是“法西斯”也并非天生恶魔，面相凶狠，他们原来是同你、我一样都是周围普通人们。当他们回到家中与父母、妻子及孩子在一起时，与常人并无二致。除非个别极端的情况，他们并不缺少一般人所具有的各种正常感情。
但是个人生活中的表现，并不能替代和用来混淆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在今天，所谓“投敌者”的概念应该更加严格，仅仅指那些以担任公职的方式，为入侵的暴力政权服务的人们。在他们当中，告密者尤甚。这是一个基本界限。取消这个界限，像梁文道先生的文章标题所说：“焉能辨我是忠奸”，则过于宽泛过于相对主义了。
即便是这些极少数人，也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是那么穷凶极恶，那么暴跳如雷或者阴险毒辣。然而若要论及他们的人性和内心，便不能仅仅停留在他们的私人生活领域，而需要结合这个人的外部身份外部行为，察看在这种情况下，他原本的人性是如何经历冲突煎熬，他的内心是如何挣扎和搏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人性也是我们的人性，因为人性都是相通的。
拿《色，戒》中的易先生来说，不少讨论围绕他的投敌身份，认为影片美化了他，但问题或许可以这样提出来：易先生这个角色不是被美化了，而是被简化了，他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呈现。笼统地说他的人性扭曲远远不够，需要提供一些富有说服力的细节，来具体呈现他的人性到底如何，否则就是凭特务身份这个概念来作推断，而不是创作想象了。
比如说，这个人的价值观如何？他如何成为入侵者的帮凶？他取得目前这个身份的过程中，如何迎接来自周围可能存在的审视目光？他为此是否也过有心灵上另外一些动静？在他经手的“案件”当中，或许有他认识的老同学老朋友，他是否为此皱过眉头？当他审问和处死自己的同胞时，他本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活动吗？还是像一般所说的“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如果是后者，那么又是怎样造成的？否则，观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关心一个与任何人没有关系的冷血动物？
起码，为了铺垫他后来与王佳芝关系的发展，需要在前面给这个人留有一些人性的“缝隙”，否则就他与王之间仅仅是人性的漏洞了。称之为“人性”，不应当只是一个借口、一只什么都往里扔的垃圾筐，人性也是一种尺度。这个维度不仅包括他与女性的关系，而且包括他与这个世界及他人的关系，在目前的影片中，没有一丝来自外部世界的光线，能够进入到这个幽闭的环境中来，人性及内心仅仅被归结为拉上窗帘之后双人床上的活动，这就一点也不“复杂”了。
如此狭窄的范围，能够作出评价的只有当事人自己。然而他们自己的感受要对别人有说服力，要想获得别人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可以联想到一个相关的情境：比如一个贪官与他情妇之间，何尝不是出于“人性”？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莫非不也是“人性”的拯救？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男人与女人之间，都可以宣称他们曾经抢救过对方的“人性”同时使得自身得到升华，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叙事作者在描写人物及其内心时，不一定仅仅根据这个人的自我表述，停留于他本人的陈述和感知上面，而是需要跳出这个人，用一种外部眼光来打量和审视他。比如写出了《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先生，没有止于自己笔下人物的视野，而是恰如其分地告诉读者，事情不是这位“哭丧着脸的骑士”自己认为的那样，在他的前方不是敌人而是风车。你说是堂·吉诃德的感受真实还是塞万提斯的感受真实？自浪漫主义以降，说故事的人个个争当堂·吉诃德，而本来是要他们做塞万提斯的。
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面对批评作出自己的反驳：“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要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就站不住脚了。不能把这个“积犯”自己认为的事迹也当作事迹，将他自我标榜的英雄也当作英雄，将他自己为自己提供的解释当作最后的理由。小说作为小说之所以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戳穿人物的自身幻觉，将他们从对于自己的胡吹海夸中剥离出来。
因为李安不想跳出张爱玲，这部影片的视角同样也仅仅止于主人公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解释，而它们未必不可以看作当事人的自我逃避、自我辩解乃至自我美化的一些借口。选择老易这么一个特务头子，其难度恐怕是李安始料不及的，在影片放映之后它仍然在继续浮现。
苏联导演罗姆曾将二战期间新闻片的一些镜头，剪辑在一起成片为《普通法西斯》，表明即使是“法西斯”也并非天生恶魔，面相凶狠，他们原来是同你、我一样都是周围普通人们。当他们回到家中与父母、妻子及孩子在一起时，与常人并无二致。除非个别极端的情况，他们并不缺少一般人所具有的各种正常感情。
但是个人生活中的表现，并不能替代和用来混淆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在今天，所谓“投敌者”的概念应该更加严格，仅仅指那些以担任公职的方式，为入侵的暴力政权服务的人们。在他们当中，告密者尤甚。这是一个基本界限。取消这个界限，像梁文道先生的文章标题所说：“焉能辨我是忠奸”，则过于宽泛过于相对主义了。
即便是这些极少数人，也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是那么穷凶极恶，那么暴跳如雷或者阴险毒辣。然而若要论及他们的人性和内心，便不能仅仅停留在他们的私人生活领域，而需要结合这个人的外部身份外部行为，察看在这种情况下，他原本的人性是如何经历冲突煎熬，他的内心是如何挣扎和搏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人性也是我们的人性，因为人性都是相通的。
拿《色，戒》中的易先生来说，不少讨论围绕他的投敌身份，认为影片美化了他，但问题或许可以这样提出来：易先生这个角色不是被美化了，而是被简化了，他的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呈现。笼统地说他的人性扭曲远远不够，需要提供一些富有说服力的细节，来具体呈现他的人性到底如何，否则就是凭特务身份这个概念来作推断，而不是创作想象了。
比如说，这个人的价值观如何？他如何成为入侵者的帮凶？他取得目前这个身份的过程中，如何迎接来自周围可能存在的审视目光？他为此是否也过有心灵上另外一些动静？在他经手的“案件”当中，或许有他认识的老同学老朋友，他是否为此皱过眉头？当他审问和处死自己的同胞时，他本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活动吗？还是像一般所说的“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如果是后者，那么又是怎样造成的？否则，观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关心一个与任何人没有关系的冷血动物？
起码，为了铺垫他后来与王佳芝关系的发展，需要在前面给这个人留有一些人性的“缝隙”，否则就他与王之间仅仅是人性的漏洞了。称之为“人性”，不应当只是一个借口、一只什么都往里扔的垃圾筐，人性也是一种尺度。这个维度不仅包括他与女性的关系，而且包括他与这个世界及他人的关系，在目前的影片中，没有一丝来自外部世界的光线，能够进入到这个幽闭的环境中来，人性及内心仅仅被归结为拉上窗帘之后双人床上的活动，这就一点也不“复杂”了。
如此狭窄的范围，能够作出评价的只有当事人自己。然而他们自己的感受要对别人有说服力，要想获得别人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可以联想到一个相关的情境：比如一个贪官与他情妇之间，何尝不是出于“人性”？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莫非不也是“人性”的拯救？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男人与女人之间，都可以宣称他们曾经抢救过对方的“人性”同时使得自身得到升华，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叙事作者在描写人物及其内心时，不一定仅仅根据这个人的自我表述，停留于他本人的陈述和感知上面，而是需要跳出这个人，用一种外部眼光来打量和审视他。比如写出了《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先生，没有止于自己笔下人物的视野，而是恰如其分地告诉读者，事情不是这位“哭丧着脸的骑士”自己认为的那样，在他的前方不是敌人而是风车。你说是堂·吉诃德的感受真实还是塞万提斯的感受真实？自浪漫主义以降，说故事的人个个争当堂·吉诃德，而本来是要他们做塞万提斯的。
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面对批评作出自己的反驳：“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要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就站不住脚了。不能把这个“积犯”自己认为的事迹也当作事迹，将他自我标榜的英雄也当作英雄，将他自己为自己提供的解释当作最后的理由。小说作为小说之所以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戳穿人物的自身幻觉，将他们从对于自己的胡吹海夸中剥离出来。
因为李安不想跳出张爱玲，这部影片的视角同样也仅仅止于主人公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解释，而它们未必不可以看作当事人的自我逃避、自我辩解乃至自我美化的一些借口。选择老易这么一个特务头子，其难度恐怕是李安始料不及的，在影片放映之后它仍然在继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