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喊着“斯大林万岁”而被斯大林判刑

过去我们看见革命者被对方 （为不同政权服务的对立面即所谓“敌人”）杀害时是喊着自己信仰的主义和领袖的名字英勇赴死的。在苏联当年的“大清洗”中，上自布哈林下至许多平民百姓，在被“自己人”冤杀时，也是喊着“斯大林万岁”或“永远忠于斯大林”的口号的。这究竟为什么？

    1948年12月17日，北平城内虽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中，但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近郊已被解放军占领。清华的一切尚未走上正轨，兴高采烈的学生们整天在校园内敲锣打鼓扭秧歌，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在这锣鼓喧天中，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浦江清先生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家闷着无事，读美人约翰·史坦倍克所著《苏联行》。”（《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3页）在这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中，他居然“在家闷着无事”，足见其为对政治、世事所涉无多的纯书斋中的学者之一。
    但不知是因“闷着无事”还是想对一个即将到来的陌生的世界多作一些了解，浦先生在日记中对这本书作了成页成页的摘抄。遍观浦氏日记，所记“政治类”书籍本就极少，更未见其他书能“享此殊荣”，被成页抄录。这说明，他对这本书的确非常重视。在以对苏态度作为区分左、右标准之时代，这本书对苏联却采所谓“客观”立场。因此，左派骂它“反苏”，右派骂它“亲苏”。或许，此正是浦先生所重之处。但饶有意味的是，浦先生所抄录的文字，都是有关苏联的某些“负面”情况，尤其是关于“个人崇拜”盛行甚至达到起码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程度的具体情形。他还仔细抄录了史坦倍克与不少苏联人谈起这个问题时所得到的几种答案：“一、俄国人民一向用惯了沙皇和沙皇家属的照片，沙皇被搬掉以后，他们需要一样东西来代替他。另一、俄国人习惯地悬挂圣像，而这是圣像的一种。三、俄国人是这样的爱史达林（编辑注：斯大林。下同）以致他们要和他永远在一起。四、史达林本人并不喜欢那样。但据我们看来，史达林不喜欢任何其他东西，那样东西便会除掉，但这样东西却只有在增加。”显然，史坦倍克认为斯大林对此是喜欢、欣赏的。
    对政治，浦先生向涉无多，倘有，亦少评论，多取“客观记述”。对他所抄录的内容，他亦未加评论，只以其惯常的谨慎作一客观叙述：“书中到处都表现一个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对于苏联的崇拜领袖好像神明一样以及严厉统制的作风，感觉到奇怪和不习惯。”但很明显，苏联的个人崇拜现象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好奇甚至某种警惕。
    或许，有同感的并非他一人，但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斯大林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世界的太阳”这种狂奔难止的时代大潮面前，个人的某种不同感想，实在是微弱到“不足道”的地步。然而历史表明，“一孔之见”却并不乏“真知灼见”，许多“历史的悲剧”正是当时对这些“不足道”的忽视引起的。
    从1956年起，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真实面目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写出的力作。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读起来当然也更引人入胜。
    在“大清洗”中，被冤杀者无数，然而上自布哈林下至许多平民百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是喊着“斯大林万岁”或“永远忠于斯大林”一类的口号被害的。布哈林被审查后给斯大林写了43封信，一个痛苦、扭曲——扭曲到毫无人格——的灵魂，在这43封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些信除了布哈林对自己的糟蹋、对其他被害者的谩骂诬陷外，就是对斯大林无耻的肉麻吹捧：“我最近的全部愿望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紧跟领导班子，特别是紧跟你，以便能够全力以赴地工作，同时完全服从你的建议、指示、要求。我看到，伊里奇（编者注：列宁。下同）的精神体现在了你的身上……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同上，第424－425页）在第43封即最后一封信中，布哈林确知死期已到，反为这种“大清洗”寻找理论的“合法性”：“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天啊，要是有个仪器能让你看到我那支离破碎的心就好了！你要是能看到我多么依恋你就好了。”“我在想象中拥抱你，永别了，你那不幸的布哈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原谅吧！”（同上，第428－430页）
    当然，类似情况远非只有布哈林一人。亚基尔是著名的国内战争英雄，在“大清洗”中被诬陷为德国间谍，被判死刑。他在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和亲近的斯大林同志！我将带着热爱您、党和国家的语言，怀着对共产主义胜利的火热信念赴死。”斯大林在亚基尔的信上批道：“卑鄙之徒和寡廉鲜耻者。”然后，他将此信及自己的批语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传阅，莫洛托夫赶忙写道：“十分准确的结论。”而亚基尔的好友卡冈诺维奇的批语却最为激烈：“对恶棍和败类只有一种惩罚办法——死刑。”（同上，第453－454页）
    以布哈林的资历之老、理论水平之高，以亚基尔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无畏，何以至此？那许许多多身经百战，在沙皇的监狱中坦然面对生死、无比坚强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此时竟不敢为自己蒙冤的战友有一词之辩，反而墙倒众推、落井下石，亦何以至此？
    近三十年后，在遥远的东方，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老共产党员邓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以死解脱之前，在给“组织”的遗书中写道（见《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432页）：“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他还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何以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