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屁案 贵州牛郎“追反”事件始末

1976年，贵州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辖今牛郎镇、大兴镇和沙坝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该区以追查“反革命”为名，以群众运动取代公安机关，采用五十多种酷刑，破获所谓“反革命”组织36个，“反革命”组织成员1359人，涉及贵州、湖南两省4县；致死37人，另有263人被折磨致残。

事件的导火索，竟是一个地主子弟放的一个响屁。

横祸

1976年1月18日傍晚，牛郎大队鸡公田村，参加工程施工的四茶大队四茶村的社员们吃完晚饭后，围着几个火坑烤火取暖。由于晚餐喝了点酒，有几个年轻人就拿地主子弟龙政云的婚姻开玩笑。龙政云虽然心中不快，嘴上未敢作声，却放了个响屁，引得哄堂大笑。小伙子们继续开他的玩笑。龙政云借着酒劲，放出一句狠话来：“你们再说，我杀死你们几个！”

坐在龙政云对面的大队贫协主任田某闻言冲了过来，抓住龙政云的衣领，说：“恐怕他敢呢！扭他到公社去！”

其他人连忙过来劝阻：大家都是开玩笑，不要当真。龙政云的父亲龙德灿看到儿子闯了祸，急忙过来求情，田某也就放了手。

这件事，本可了结了，但不知谁又告到了工程指挥部。龙政云被捆到指挥部受审。受不了民兵的殴打，龙政云只好交待说他父亲龙德灿、叔父龙年灿、族兄龙茂云准备和他一起杀人。

武装部长听后，又把龙德灿、龙年灿、龙茂云三人叫到工程指挥部吊打逼供。龙茂云交待，沙坝公社他远房姑父吴宪保说他们那里有几千人要杀人，要暴动。（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载《春风化雨集》，上册，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

武装部长拿逼供出来的线索，向区委书记龙文飞、公安特派员欧献庭汇报。欧献庭立即打电话通知沙坝公社把吴宪保抓到公社审问。审了两个星期后，也没交待出什么问题，吴宪保被放回家。

追查

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了群众抗议“文化大革命”的“天安门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形势又紧张了起来。

于是，吴宪保又被叫到了公社，白天劳动，晚上受审。

4月12日，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到牛郎区接待省城摄影记者。石孟明说：牛郎的工作抓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抓阶级斗争。听说牛郎出现了“反革命”问题，不能轻看。对“反革命”要狠狠打击，一是镇压，二是惩办，决不手软。

5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深入开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做了具体部署，把开展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内容（背景是“总理遗言案”和“天安门事件”）。

5月10日，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在牛郎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公安部关于“追查谣言”和“追查反革命”的两个紧急通知，并联系牛郎区的实际情况说：牛郎确有“反革命”组织。

5月19日，在松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石孟明发出号召：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两个高潮；立即掀起一场“追查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龙文飞具体部署牛郎“追反”：区、公社、大队三级都要办“交待问题学习班”（简称“交待班”），按“一般成员大队办，骨干分子公社办，主要头头区里办”的原则，把需交待问题的人员分别送进各级“交待班”。

此前，吴宪保在酷刑之下已经交待出有“地下党”、“民工队”等“反革命”组织，二十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其妹夫欧六章，妻子的族兄龙德灿、龙年灿，妻子族侄龙茂云，中学同学杨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兴和等。这二十多人还不足以让全区5个公社28个大队的“交待班”都有“学员”，于是就把1975年已经查过的由铜仁牵连过来的所谓“复兴党”成员尹修应、杨正荣等人，以及被检举“投机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吴炳称等人统统抓来进“交待班&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