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比通胀更可怕的是什么?
目前要应对的不仅是短期的通胀压力,而是在打一场长期的通胀战争,很多业内人士相信,通胀将长期存在
目前要应对的不仅是短期的通胀压力,而是在打一场长期的通胀战争,很多业内人士相信,通胀将长期存在
通胀很可怕,比通胀更可怕的,是滞胀,是市场化的倒退。
我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压制通胀,防止结构性通胀蔓延成为全面通胀,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通胀已经发作,今年一季度的通胀预期已经达到8%,所谓结构性通胀似有掩耳盗铃之嫌。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们要应对的不仅是短期的通胀压力,而是在打一场长期的通胀战争,市场比较乐观的预期是,通胀将持续到2009年,但有很多业内人士相信,通胀将长期存在,也就是说,今后我国经济政策的背景就是长期的通胀威胁。
从这一前提出发,中国经济政策面临如下选择:是以行政化的管制方法扼杀实体经济的活力,还是坚持市场为主的导向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来抑制通胀?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面对严重的通胀威胁,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将临时行政管制权力长期化,制度化,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幌子下,继续对国内微观经济领域进行干预,由政府决定哪些企业、哪些项目可以得到金融资源,而哪些企业即便具有优质基因与长远的发展潜力,也将因为规模太小不入政府法眼而遭到淘汰。
从目前来看,我国实行的政策指向是进行临时价格管制、增加政府的权力,来冲销民众对通胀的预期。虽然政府强调价格管制是临时措施,但其后遗症在显现,就是价格管制部门与发改委的权力日益扩大。这种做法是对政府管制的过分信任,在封闭的市场政府管制可以行得通,大不了恢复计划经济以发粮票、布票等办法控制消费进而控制价格——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此行事,无异于引火烧身;在需要扩大内需时祭出管制法宝,无疑是在倒退,将使中国经济未离通胀泥潭,又入更危险的滞胀漩涡。
国内价格与经济管制对于抑制通胀作用有限。
首先,管制国内市场无法抑制国际性的通胀潮。如果我们仅仅从货币的角度理解通胀,通胀就是滥发货币超过了财富的增加速度。目前,全球正在进行一场印钞竞赛,竞赛的中心位置在美国。疲弱美元本已导致全球货币泛滥,美元泛滥的结果是出口国与美国国债持有国以美元计价的财富迅速缩水,引发一轮全球通胀潮。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所有国家的食品与能源价格都在急剧上涨,涨幅已经直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逐步升值的明确预期下,我国进行价格管制的后果是什么?吸引国际热钱以廉价美元围猎日趋值钱的人民币资产,这对抑制我国的通胀无异于火上加油。我们已贻误了在经济平稳的态势下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最佳时机,在目前情况下,只有将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彻底杜绝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觊觎之心这一条路,以免出现价格度量衡失准,导致出口经济畸形壮大。
其次,进行市场管制对减少国内流动性同样不利。因为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是外汇占款制,根本不是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与通胀管理目标而来,而是根据外汇占款数量发行基础货币。基本上央行做的就是冲销货币流动性的工作,以抹布徒劳地拭干大海般汹涌而来的货币。如2006年9月底,通过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已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116.3%,换言之,外汇占款几乎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唯一渠道,呈现出“货币发行美元化”的怪现象,不仅如此,央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票等手段回收16.3%的基础货币。
消除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办法,是改变货币发行机制,建立目标明确的发行机制,其他任何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产生行政权力假通胀之机的又一轮扩张,这绝非中国经济之福。
第三,最重要的是,管制国内市场无法解除生产力低下的弊端,对根除通胀无益。通胀既然是货币增速大于财富增长速度,办法就是减少货币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加真实财富数量。
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加息增税,将给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致命一击。我国目前的转型期存在市场的内在紧缩风险,而政府对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也使紧缩性反应在实体经济方面,大部分企业只能在民间市场融资,据悉目前在宁波等地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高达30%以上,可见大部分实体经济事实上已经无利可图。
过紧的政策结果必然是只有受到政策特殊关照的企业才能存活,而其他企业则玉石俱焚。这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吗?不可能。从紧的货币政策本意是筛选出有竞争力的企业,而现在异变为由政府来挑选种子企业进行人工培育,如果不尽快纠正,中国通胀风险不可能消退,滞胀风险将很快到来。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误:必须将中国经济控制在低温状态,以达到抑制通胀与抑制海外热钱出入的目的。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全球通胀与国内有竞争力企业融资遭到扼制,才是本轮通胀的主因,用打压国内市场的办法,是以自杀应对疾病,绝不可取。
要应对通胀,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改革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基础,逐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建立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渠道,由市场选择具有高效的企业。
通胀很可怕,比通胀更可怕的,是滞胀,是市场化的倒退。
我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压制通胀,防止结构性通胀蔓延成为全面通胀,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通胀已经发作,今年一季度的通胀预期已经达到8%,所谓结构性通胀似有掩耳盗铃之嫌。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们要应对的不仅是短期的通胀压力,而是在打一场长期的通胀战争,市场比较乐观的预期是,通胀将持续到2009年,但有很多业内人士相信,通胀将长期存在,也就是说,今后我国经济政策的背景就是长期的通胀威胁。
从这一前提出发,中国经济政策面临如下选择:是以行政化的管制方法扼杀实体经济的活力,还是坚持市场为主的导向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来抑制通胀?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面对严重的通胀威胁,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将临时行政管制权力长期化,制度化,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幌子下,继续对国内微观经济领域进行干预,由政府决定哪些企业、哪些项目可以得到金融资源,而哪些企业即便具有优质基因与长远的发展潜力,也将因为规模太小不入政府法眼而遭到淘汰。
从目前来看,我国实行的政策指向是进行临时价格管制、增加政府的权力,来冲销民众对通胀的预期。虽然政府强调价格管制是临时措施,但其后遗症在显现,就是价格管制部门与发改委的权力日益扩大。这种做法是对政府管制的过分信任,在封闭的市场政府管制可以行得通,大不了恢复计划经济以发粮票、布票等办法控制消费进而控制价格——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此行事,无异于引火烧身;在需要扩大内需时祭出管制法宝,无疑是在倒退,将使中国经济未离通胀泥潭,又入更危险的滞胀漩涡。
国内价格与经济管制对于抑制通胀作用有限。
首先,管制国内市场无法抑制国际性的通胀潮。如果我们仅仅从货币的角度理解通胀,通胀就是滥发货币超过了财富的增加速度。目前,全球正在进行一场印钞竞赛,竞赛的中心位置在美国。疲弱美元本已导致全球货币泛滥,美元泛滥的结果是出口国与美国国债持有国以美元计价的财富迅速缩水,引发一轮全球通胀潮。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所有国家的食品与能源价格都在急剧上涨,涨幅已经直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逐步升值的明确预期下,我国进行价格管制的后果是什么?吸引国际热钱以廉价美元围猎日趋值钱的人民币资产,这对抑制我国的通胀无异于火上加油。我们已贻误了在经济平稳的态势下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最佳时机,在目前情况下,只有将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彻底杜绝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觊觎之心这一条路,以免出现价格度量衡失准,导致出口经济畸形壮大。
其次,进行市场管制对减少国内流动性同样不利。因为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是外汇占款制,根本不是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与通胀管理目标而来,而是根据外汇占款数量发行基础货币。基本上央行做的就是冲销货币流动性的工作,以抹布徒劳地拭干大海般汹涌而来的货币。如2006年9月底,通过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已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116.3%,换言之,外汇占款几乎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唯一渠道,呈现出“货币发行美元化”的怪现象,不仅如此,央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票等手段回收16.3%的基础货币。
消除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办法,是改变货币发行机制,建立目标明确的发行机制,其他任何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产生行政权力假通胀之机的又一轮扩张,这绝非中国经济之福。
第三,最重要的是,管制国内市场无法解除生产力低下的弊端,对根除通胀无益。通胀既然是货币增速大于财富增长速度,办法就是减少货币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加真实财富数量。
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加息增税,将给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致命一击。我国目前的转型期存在市场的内在紧缩风险,而政府对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也使紧缩性反应在实体经济方面,大部分企业只能在民间市场融资,据悉目前在宁波等地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高达30%以上,可见大部分实体经济事实上已经无利可图。
过紧的政策结果必然是只有受到政策特殊关照的企业才能存活,而其他企业则玉石俱焚。这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吗?不可能。从紧的货币政策本意是筛选出有竞争力的企业,而现在异变为由政府来挑选种子企业进行人工培育,如果不尽快纠正,中国通胀风险不可能消退,滞胀风险将很快到来。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误:必须将中国经济控制在低温状态,以达到抑制通胀与抑制海外热钱出入的目的。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全球通胀与国内有竞争力企业融资遭到扼制,才是本轮通胀的主因,用打压国内市场的办法,是以自杀应对疾病,绝不可取。
要应对通胀,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改革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基础,逐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建立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渠道,由市场选择具有高效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