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台湾老兵】一张照片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大陆来台老兵离乡已十多年，年纪大多三四十岁，还能跑、能跳、能打架。但回家遥遥无期，心情郁闷，便有人冒生死之险，想逃向对岸老家。

两岸正处于交战状态，天空与海洋都不开放，军人任何状况下皆不许搭乘民航机，搭军机只要有任务倒还可以，不过只限在台湾境内。因此，想逃，只有游泳过海峡一途。成功机会也许不到十万分之一，一则，部队看得紧，再则，台湾海峡风高浪急又天黑（白天当然不敢逃），且传说水中还有吃人的鲨鱼。这十万分之一的机会，也只有驻在外岛的人才有，而且所驻岛屿离大陆还得很近（马祖离福建最近的高登岛，约八千多米）。当然天气洋流要适合，此外，除了别碰到鲨鱼，也别碰到海军巡防艇。

部队采“连坐法”，三人称一“伍”，相互监视，若有人几小时没见人影，立刻去找，立刻反映。一旦出事，一起受罚。

游泳长途逃亡最佳工具是球，球当然大的比小的好，比如篮球就比排球好。于是球类被列为“严格管制品”，不但集中保管，每个球还编号，个人不能借，比赛才能用。有些较小的岛，如乌坵，为免事端，索性不办任何球类比赛，于是，球在那里绝迹；若看到一个球，会让单位像看到一个炮弹一样紧张。

收音机同样是管制品，本来它是听歌、唱戏、听相声的娱乐工具，但两岸透过电波隔海喊话，以致也是政治心战的工具。在台湾本岛的官兵个人可以有收音机，却不许收听短波，因为大陆电流强，收音机指标一拨到短波，“蒋军弟兄们”的声音就出现了。外岛离大陆近，就无所谓长波、短波，能听得清楚的广播都来自大陆电台，所以外岛个人有收音机的，非最高长官莫属。

后来有了电视机，黑白的，十二吋或十四吋，电视机是劳军品，一个连队约有一台，放在“中山室”，由专人看管。新闻只许看中午十二点和晚间八点的，歌唱节目比较宽松，台视的“群星会”最受欢迎。去看电视就像去看电影，什么时候播什么节目，大家都清楚，时间一到，“中山室”里已挤满了人，早到的有位子坐，晚到的只好站着，不过，坐或站都一样高兴。

台视有个节目，叫“怀我故乡”，主持人名叫刘震慰，每周六下午播出半小时。顾名思义，这是介绍大陆风光的节目。所谓“风光”，只是图片，由于两岸未开放，呈现在屏幕上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旧照片，节目制作单位从四处搜集后，由刘震慰“看图片说故事”。

聚在“中山室”里的人，来自中国各地，刘震慰说到某个地方，立刻有人说他去过，说得比刘震慰更详细。

有一回介绍秦淮河，甲兵突然兴高采烈地说，他在秦淮河畔后面一个巷子里玩过姑娘，凑巧在场有个南京人，觉得故乡受了污辱，跟甲兵吵了起来，差点打架。

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每播必到，我一直在期待能播出我的家乡浙江舟山，但杭州播了，宁波播了，就不见播出舟山，是因为中国太大吗？舟山太小吗？我为之怅然。

忘记“口令”差点被打死

1959年，我被派到东犬岛，在马祖西方，与东犬岛相近的称西犬岛，在军事部署上合称为“白犬守备区”（注：犬字听了不雅，后改称东莒、西莒，不过大陆仍称东犬、西犬）。

那年我21岁，任少尉干事。

我和另一位干事住同一个碉堡，他大我七岁，名叫钱贵，上海人。身高接近一米八，生性开朗，爱说荤笑话，一面说还一面表演。他比我早到东犬，认识的人多，有人叫他老钱，有人叫他贵儿。

他这个上海人竟会唱越剧，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唱半本。我小时候在舟山惟一听过的戏就是越剧，大我六岁的姊姊还曾上台演过祝英台，她叫我扮梁山伯，由她一字一句教我。

“上虞县，祝家村，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这几句我还没忘，不过，跟姊姊对唱时我还是个小孩，用童音唱女声，很有味道，现在二十多岁嗓子变了，还唱祝英台，觉得很别扭。

虽然没有胡琴，也没把握唱对唱错，两人窝在碉堡里，一盏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