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不见了

台湾历史教科书一改再改

　　“中华民族是由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考其本原，同是黄帝的子孙，因为分布地方的不同，所以名称也各不同。其中重要的有汉满蒙回藏等各宗族。”
　　“中华民族的构成，原动力是文化的融合，不是物力的侵略。融合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换一句话说，就是各宗族的风俗习惯，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所以中华民族土地虽大，人民虽多，但他们仍旧能够精诚团结，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民族。”
　　——引自台湾１９８６年版《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一册

“蚂蚁雄兵”5000名词   
　　在台湾教科书“５０００名词”风波震荡的时候，高中历史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召集人戴宝村是在美国。
　　作为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台湾历史学会理事长，戴宝村避开了“历史教科书”激起的风口浪尖，但避不开岛内外的质疑和批评。５个月以前，由台湾“教育部”部长杜正胜授意，“台湾历史学会”负责进行一项“教科书不当用词检核”计划，检核对象含括小学、中学及高中各版本教科书。
　　“教育部希望借由此计划达到文字意涵上的理清，并减轻学童课业压力。”
　　身兼“台湾历史学会”理事长的戴宝村领命，由教育部编列７０多万台币的预算，１３个研究生花了整整５个月时间，在３９０多本教科书中挑出５０００多个“不适合用词”。
　　戴宝村以“蚂蚁雄兵”形容这次检核教科书的计划。这项检核计划完成于５月，虽然该报告从未对外公开，但台湾“教育部”在７月的发的公文后附上该研究报告，请各出版社“参考”。
　　杜正胜没有躲过风头，所到之处就被媒体围追堵截。在仓促中杜正胜只能回答“教科书没有去中国化”予以脱逃。台湾“教育部”国教司长潘文忠事后替杜正胜背书说：“中小学教科书开放民编后，用词混淆，对中小学生造成困扰，部长杜正胜发现这项问题后，才指示委托学者专家进行检核。几经琢磨，教育部决定委托台湾历史学会进行这项研究，因为较混淆的用词，几乎都是历史造成的。”潘文中强调此举是专业的研究，和意识形态无关，也无强制修改之意。
　　但是台湾出版界人士表示：“虽然教育部发函名为‘参考’，但实际上教科书的编写在编辑完成后要通过‘教育部’审查，通过以后才能取得使用执照。” 日前，各出版社已根据该检核书要求，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修改。
　　和杜正胜面对媒体时的仓惶比，戴宝村则显得镇定得多。长期致力于研究海洋教育的戴宝村说：“我们希望站在比较思土、思民的角度，去看台湾多样性，而不是像传统，过去说到台湾就说是在中国边缘的一个小岛。”
　　然而，教科书“５０００名词”核检报告出来后，激起岛内一片恶评。７月２２日，正在台湾中南部长住之旅的马英九被台湾媒体问到教科书“去中国化”的问题时说：“我个人感觉到这是一种新的戒严，新的言论思想的管制，我非常意外就在最近解严纪念２０周年的今天，没想到我们政府在搞新的戒严，这绝不是‘教育部’该做的事。”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表示：“国民党中央除强烈谴责外，将在泛蓝执政的１８个县市全面抗拒，国民党将邀请具有公信力与学术良心的学者，共同编辑新的教科书。”
　　７月２４日，中国统一联盟、劳动人权协会等台湾６个团体，抗议台湾“教育部”把５０００多个词列为“不当用词”，他们到台湾“教育部”前现场高呼口号。戴着猪头面具、穿着迷彩装的抗议成员身上挂着“杜总司令”的值星带，高喊“杜正胜下台”。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    
　　近年来，台湾教科书因其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惹起风波不断，争议蜂起。
　　１９９５年以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统编制”，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各科教学大纲，其下属的“国立编译馆”负责编撰教材。
　　１９９５年，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李远哲主持“教改”，他认为“统编制”教材会导致学生思想刻板化，因而将中小学教材改为“教育部审定制”。除“国立编译馆”外，岛内民间出版机构也可以组织专家学者，按照“教育部”制定的纲要编撰教材。
　　不过，这些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审查通过，才能出版发行。各学校则选聘教师、专家和家长代表，组成委员会自主选用教科书。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同一科目多种教科书的现象。
　　２００５年，台湾高中新课程历史科纲要小组决定，“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来，独立成册，并在课程安排上以“台湾史”优先，“中国史”随后，最后才到“世界史”。课程内容在２００６年开始推行。在这本《中国史》中 “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被改为“中国”；著名的武昌起义变成了“武昌起事”；“日据时期”成了“日治时期”。
　　２００６ 年１月，在台湾首次独立成册的《台湾史》教科书发行上市。
　　自此开始，台湾高中生所上历史课，不再从周口店山顶洞人的中国古代史开始，而是由圆山遗址的台湾史开始，删除中国历史，全面去中国化。首次独立成册的《台湾史》教科书明文纳入“台湾地位未定论”。几个不同版本都介绍了向来被“台独”人士奉为“台湾地位未定论”重要法理基础的《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不同于《开罗宣言》，这两项条约仅宣称，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所有权利，并没有说明把台、澎归还给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成了教科书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台湾“新高中历史暂行纲要草案”将《开罗宣言》定位为“新闻公报”，并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旧金山和约》及《中日和约》纳入，引发各界对台湾主权归属的争议。
　　社会史学家蓝博洲在抨击“台湾地位未定论”时说，“台湾问题”从来就是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构造下的历史产物；教育当局以《旧金山和约》及《中日和约》解释台湾地位，是执政党刻意塑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阴谋，不但在国际上行不通，更将逼使严峻的两岸形势逼近内战的临界点，为台湾人民带来万劫不复的厄运。
　　２００６年，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去中国化”，把“国父孙中山”里的“国父”去掉了。
　　此后不久，刚出炉的新版台湾翰林高一下学期历史课本又删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其他版本则有长短不等叙述。“教育部”表示：“依课程纲要，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八年抗战等因九年一贯教材已有叙述，高中教材不必太多着墨，以免增加学生重复学习的负担。”
　　虽然台湾各出版机构可以自行编辑教材，可“生杀大权”掌握在“教育部”手中，如果教材观点与其相左，审定委员会就可以技术性“封杀”。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借“教育部”的审定权在教科书中宣扬“文化台独”。
　　２００６年，台大历史系主任吴展良在其主持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像往常一样依史实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时期称为“日据时代”，可审查委员会却强迫他修改为“日治时代”。吴展良坚持不改，结果在与当局的僵持下，该版本虽然最早送审，却最终错过了高中选书日程，被“封杀出局”。
　　吴展良在愤怒之际向媒体发声：“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审过程，政治力强烈介入审书，并且只准一种声音，编写出‘一纲一本意识形态’的历史教科书，否则就技术性杯葛，让书商无法出版或强迫修改；这根本是‘国家机器控制’，学者应该强烈抗议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