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恩特斯 活着就是为了写作
5月15日，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逝世，墨西哥举国哀恸。他的作品深刻而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刻画出墨西哥的灵魂，也因此成为拉美文学的代表作家。本刊特约富恩特斯《墨西哥的五个太阳》、《我相信》的中文版译者张伟劼先生撰文，纪念这位文学大师
漂泊在外的他者
5月15日，译林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陆元昶先生通知我说，我主译的《墨西哥的五个太阳》一书繁体中文版样书已从台湾寄到。几个小时后，他告诉我一条该书作者的消息，刚从意大利《晚邮报》主页上看到的：“富恩特斯去世了。”
大概也是3年前的今天，我在这本译著的后记中写下这样的句子：“这本书不单单是一部墨西哥历史……男人和女人，草根和精英，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汇成了一阕宏大的交响曲。从这伟乐之中，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一些在墨西哥灵魂的深处涌动着的东西。”当时我还没亲身到过墨西哥，只能通过文学翻译似懂非懂地体会这所谓“墨西哥灵魂的深处”。直到获得资助去墨西哥访学，才与这个国家有了物理意义上的零距离接触。
我租住在墨西哥城南郊的一间公寓内，从卧室窗口可以看到天边沉默的火山顶。天黑之后就绝少出门，因为此地治安太差。我总在床头摆一瓶饮用水，因为这是一座难逃地震厄运的城市。
“……这恬不知耻地酣睡着的城市，这长着黑色的神经的城市，这生着三个肚脐眼的城市，这带着木犀草的笑的城市，这弥漫着恶臭的城市，这横亘在天空与蛔虫之间的死气沉沉的城市，这在灯光中尽显老态的城市，这躺在不祥鸟的巢窠里的古旧城市，这与飞扬的尘土一道扶摇直上的城市，这坐落在巨大的天穹边上的城市，这有着深色的漆和宝石的城市，这置于发光的烂泥之下的城市，这遭受过令人沉痛的失败的城市，这充斥着圆顶建筑的城市，这为口干舌燥的兄弟提供饮水的城市，这在遗忘症中编织起来的城市，这让童年的记忆恢复了的城市，这重新插上羽毛的城市，这混蛋的城市，这饥肠辘辘的城市，这建有豪宅的城市，这沉埋着麻风病和霍乱的城市，这城市。……”
富恩特斯在《最明净的地区》一书中如此描绘墨西哥城。这种气势磅礴的铺陈、巴洛克式的排比，是他最惯用的笔法之一。这部于1958年首版的小说以墨西哥城为背景，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一部“现代墨西哥的总结”。评论家们仰起脖子在这面巨幅壁画中寻找时代精神，出版界似乎已经隐隐听到了拉美文学“爆炸”的先声。富恩特斯凭此书一举成名。
事实上，富恩特斯算不上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1928年，他出生在巴拿马，其父是墨西哥政府的外交官。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随父母辗转于南北美洲多个国家的都城，在国际学校里接受引领他熟谙西方正典的高质量教育，只在放暑假时回到墨西哥，由他的奶奶和外婆照看。两位祖母一个来自德国移民的家庭，另一个是印欧混血人，都喜欢讲故事，未来的大作家就在这些家族历史和神话传说中一点一点地了解他的祖国和民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墨西哥仍处在革命激情中。始于1910年的大革命推翻了独裁者的统治，也否定了唯发展至上的排他性模式，让这个国家所有被忽视的人群、所有被禁止的声音一同爆发。墨西哥人在这场子弹飞舞的大狂欢、大变革中看到了自己，重拾被一心模仿欧美、鼓吹“科学”与“实证主义”的上流阶级所摈弃的“落后”文化之根。墨西哥开始经历文艺复兴。腰间插着手枪以“引导舆论”的艺术家们用巨幅壁画展现墨西哥被遗忘的过去。民族主义热情高涨，政治领导人宣布要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新的国家。
多年后，富恩特斯曾在一篇论友情的散文中提到儿时的一段经历。1938年，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将军宣布石油国有化，在墨西哥油田拥有大量投资的美国利益受损，美墨关系紧张。在华盛顿念书的小卡洛斯·富恩特斯开始受到小伙伴们的冷落，谁也不愿意跟他玩儿了，因为按照当时盛行的媒体论调，他有“共产主义分子”的嫌疑。
人往往是在与他人的比较或冲突中发现自我的。自我身份的确立离不开他者的存在。一场外交纠纷让小卡洛斯受到孤立，成了他所在群体中的他者：大家都是美国人，惟有他是墨西哥人。尽管他因为生在外交官家庭的缘故居无定所，他的民族身份是确定的：墨西哥人。墨西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这些问题成为日后贯穿他文学创作的主题。
传统与革新、矛盾与希望
在墨西哥城，我经常搭上又破又挤、重金属音乐与发动机一齐轰鸣的小巴士，来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巨大的校园里闲逛。校园建筑与《最明净的地区》差不多诞生在同一时间，已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遗产名录。那是墨西哥向现代化快速迈进却又不愿丢弃古老文化的年代。
富恩特斯曾就读于这所大学的法律专业，后于1950年赴瑞士深造。在日内瓦这座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他广交朋友，还认识了一个漂亮的瑞士女生。他们的约会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该女生的家长听说墨西哥人是吃人肉的，便勒令女儿不准再跟那个野蛮人来往。
一如所有的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墨西哥被戴上了重重面具。拯救被歪曲的历史记忆，让它开口呼吸、恢复活力，也是创造新的墨西哥的一种方式。想象过去，牢记未来。在富恩特斯发表于1954年的短篇小说集《戴面具的日子》里，游走着墨西哥历史中的一张张神秘的面具：雨神查克莫的石像复活了，把买主吓了个半死；陈年阴宅中突然冒出墨西哥皇后的鬼魂，念叨着亡夫的名字……
1962年，富恩特斯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巨著《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也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漂泊至墨西哥城的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带着马尔克斯参观著名的人类学博物馆。在阿兹特克人的女神科阿特立奎像前，两人久久驻足，想要读懂这尊由蛇、骷髅头和人手组成的石碑的奥秘。马尔克斯端详许久后说了这么一句：“我终于弄懂墨西哥了。”在墨西哥城，马尔克斯的想象力再度爆发，促使他开始创作终成经典的《百年孤独》。
1960年代的墨西哥体验着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美妙滋味，墨西哥城日渐繁荣。脱胎于大革命的革命制度党把革命变成了制度，把国家引向新的专制，举全国之力振兴经济。新生的中产阶级自觉应该获得更多的权利，呼吁那未曾兑现的民主、自由和公正。1968年10月，当墨西哥正准备以一场文明、秩序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示该国的崭新形象时，青年学子们涌向首都的特拉特洛尔科广场，惨遭政府军屠杀。富恩特斯出版于1999年的小说《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再现了那个血腥的夜晚。
这一灾难震撼了整个墨西哥知识界。激进的年轻人主张跑到山里去打游击，富恩特斯则站在他的朋友、革命制度党新推出的总统埃切韦里亚一边，相信这场危机会促使政府作出有利于国家未来的改革。1971年，富恩特斯出版散文集《墨西哥时间》，用他的方式诠释墨西哥的过去和现在。在他看来，现存的这个制度还是充满希望的。埃切韦里亚也试图把知识分子重新拉到政府一边来。1975年，富恩特斯接受政府任命，出任墨西哥驻法大使。他的态度和做法引起了一些年轻知识分子的不满。
此时，拉美文学“爆炸”也已告结束。
富恩特斯仍笔耕不辍。“我活着就是为了写作。要写豪富和贫困、奋斗与消沉、爱情与仇恨。”他怀有成为墨西哥巴尔扎克的雄心，要细致入微地记录他所生活的时代。他一直写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他曾从世界看到墨西哥，也从墨西哥看到了世界——这个充满矛盾与希望的世界——“关于混血的墨西哥如何建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矛盾重重的移民社会的问题。今天这个社会夹在传统身份与现代革新之间，夹在本土村和全球村之间，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之间。”2000年，革命制度党结束一党独裁历史的那一年，他在《墨西哥的五个太阳》的自序中这样写道。他相信，构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基础，是包容，是拥抱他者，是公民社会、多元文化。
在我离开墨西哥前，中国使馆文化处的朋友终于帮我要到了富恩特斯秘书的电话。电话打过去，一个没有表情的女声告诉我，作家先生现在不在国内，要一个多月后才从欧洲回来。与我在墨西哥的经历相比，这算不得多大的遗憾。我曾登上金字塔的塔顶，也曾亲历革命百年庆典前夕的亡灵节，也曾驻足观看纪念1968年10月死难者的大游行。我尚不能像马尔克斯那样断言“我终于弄懂墨西哥了”。墨西哥仍在塑造自己，如富恩特斯所说，它的创造“尚未完成”。在今天这个旧的藩篱不断被摧毁、新的藩篱不断竖立起来的时代，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可以在拒绝交流和沟通的条件下宣告它的创造“业已完成”。
卡洛斯·富恩特斯
（1928年11月11日－2012年5月15日）墨西哥作家，在1960年代，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及科塔萨尔被认为是拉美“文学爆炸”的4位主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译介拉美文学的热潮。代表作有《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最明净的地区》、《奥拉》、《墨西哥的五个太阳》、《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