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贪官五辩

编者按: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仿佛突然之间就成为这个寒冬里最热的词语。

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位官员纷纷表示如果制度实行，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从1987年首度提出动议到现在，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的这项制度，历时20余年，在29地进行了试点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推行。

不过，2013年1月22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坚定的制度反腐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观念的进步、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官员们站了出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说：我愿意。

他们的声音，尽管依然微弱，但已开始在整个体制内外激荡。

而对于官员资产问题最敏感的核心——那些无人知道确切数字的存量资产，如何处置始终争议巨大。其中最大胆但争议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时点为准，此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此前官员资产只要退赃甚至只要申报则既往不咎。

特 赦是否违法？是否会成为贪官的集体洗白？会不会造成反复特赦？反对特赦者或认为这明显有违公平法治，有损人民利益，不应实行；或认为恰恰应在反腐声浪正高 之时推行全面反腐。而赞成特赦者则认为，用一些已经难以追回的损失去换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价，只要能从此依法惩治。

类似的难题，曾同样摆在1970年代的美国、香港与1990年代的日本、韩国面前。因为各国传统沿格、政治制度与社会土壤均不一样，每个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径。而最后的结果是，240年前诞生于瑞典的这项制度，迄今已有上百个国家实施。

南方周末特制作本期专题，聚焦官员财产问题。

存量问题如何面对，一直是反腐最为敏感的核心。是不是必须特赦，让不让官员集体洗白，特赦是不是违法，老百姓会不会同意，会不会反复特赦？围绕这五大问题，南方周末请来各方代表激烈辩论。

特赦问题，一直与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如影随形，并至今争论不休。

早在14年前，“特赦”贪腐官员的建议即已被学者提出，并引发第一轮舆论争议：1999年，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副处长的王明高组织了一个课题，名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参与者中有多名湖南当地反腐系统官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也受邀成为课题组顾问。作为研究成果之一，王明高和李永忠等提出要搞一次“反腐特别行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退赃账号”——让所有主动交出赃款的腐败分子，能够得到“赦免”，以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笔腐败“呆账”。

这条“锦囊妙计”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争议。李永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99％以上的人都反对，领导一下紧张了，让我不要承认我是那个课题组的顾问。”

官方最后也未有公开表态，这个建议不了了之。

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在2009年前后，新疆阿勒泰等地试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引发热议，“特赦”旧话重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发表了他的贪腐官员“特赦”论：规定一个时限，推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只要以后不再犯，则公示的财产就视为合法，不再追究责任。何家弘的本意，是想借此减少阻力，换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开启“制度反腐”新纪元。

但依然是火光四起，支持者与反对者皆众，最后亦并未带来任何制度层面的变化。

十八大前后的此轮争议，已是这个话题引发的第三波尖锐讨论。在民众对反腐有更深期待，并且决策层频显反腐决心的当下，更多人加入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特赦”大讨论。

围绕“特赦”的5个关键问题，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