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朱先生”
小说《白鹿原》中，有两个重要角色：朱先生和田小娥，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婊子”；一个是天理，一个是人欲。而在电影里，田小娥成了主线，朱先生却不见了。彷佛一个隐喻，传统知识分子和儒家道统，已渐消失不见了。
牛兆濂
小说《白鹿原》中，有两个重要角色：朱先生和田小娥，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婊子”；一个是天理，一个是人欲。而在电影里，田小娥成了主线，朱先生却不见了。彷佛一个隐喻，传统知识分子和儒家道统，已渐消失不见了
“牛才子”的传说
电影《白鹿原》中没有出现朱先生这个人物。这让一向对改编作品态度豁达的陈忠实也觉得遗憾，他寄望电视剧《白鹿原》能够对这个人物有所呈现。事实上在他构思《白鹿原》时，第一个浮现到眼前的，就是朱先生。这部小说的众多人物，惟一有相对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也是朱先生——其原型是陈忠实的老乡牛兆濂。“朱”字拆开来，便是“牛人”。
在民间传说中，牛兆濂被称作“牛才子”。陈忠实的父亲就是牛才子的崇拜者。上学前，陈忠实听父亲讲过牛才子的诸多逸闻。秋收时节一家人围坐着剥玉米穗子的黄皮，《三侠五义》《薛仁贵征东》止不住他的瞌睡了，父亲就会讲起牛才子那些有神秘气息的故事。据说牛才子站在院子里观测满天星斗，便能判定明年种何种作物就会丰收；丢了牛的乡民求到他门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了牛走失后的方位，而后乡民果真找到了牛……
不过，对种种近于神话的牛才子传说，读书时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陈忠实相信，那是文盲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难以理解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的结果，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和崇拜。直到“文革”初期大破“四旧”时他听到一则传闻，才又唤醒对牛才子的兴趣。据说红卫兵掘开牛才子的墓，指望着用挖出的墓砖来砌井，却发现墓道暗室是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的。于是民间传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没有用成砖。结果破“四旧”反使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一则神话。（小说中，朱先生立下遗嘱，“不蒙蒙头纸，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不向亲友报丧，不接待任何吊孝者，不用砖箍墓，总而言之，不要铺张，不要喧嚷，尽早入土。”入葬时他头下枕着自己写的书。几十年后墓室被掘开，里头惟一的砖，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刻着“人作孽不可活”，摔开后里面刻的是“折腾到何日为止”。）
为了使朱先生的形象真实可信，陈忠实跑到蓝田县档案馆去查资料，意外发生了：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蓝田县志》，总撰正是牛兆濂。这也是牛才子辞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和8个编者共同完成。这部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以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了蓝田县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此外牛兆濂还写了几则类似于“编者按”的文字，表达了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陈忠实终于感觉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牛才子，对写作以他为原型的朱先生的畏怯心理，就在这一刻消除了。
牛兆濂（右二）会讲之际与友人合影
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
1867年，牛兆濂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镇。据说在他出生时，父亲牛文博曾梦见宋代理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来到家中，便给儿子取名“兆濂”，字“梦周”。牛文博也读过几年书，因为家里穷，辍学做了生意，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极重视。
牛兆濂小时候就是乡里出名的“神童”，21岁时考中举人，却因要赡养父母，没有去北京参加会试。26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贺先生提及此事。他说这是奉母亲之命（当时父亲已死），母亲只要我学做好人，其他的不指望。贺先生指点他遵循程朱理学之路，他自此专注儒家为己之学，身体力行。
1900年，关中大饥荒，牛兆濂在县赈恤局工作，深入村野探查灾情，访问疾苦。（小说中，白鹿原遭遇饥荒，朱先生慨然出任赈济灾民副总监，确保粮食全部用于灾民，不损分毫。）因为他的孝行和学问，两任陕西巡抚端方和升允几次向朝廷举荐，光绪御批“孝行可风，着赏加内阁中书衔”，他却敬谢不敏。
牛兆濂一生中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是讲学。1901年，他创办芸阁学舍（小说中，朱先生讲学于白鹿书院）。此后10年，先后在陕西大学堂、鲁斋书院、存古学堂、爱日堂等处讲学。其间他曾担任蓝田县劝学总董和高等小学堂堂长，并被选为省咨议局议员，力主查禁鸦片。（小说中，白鹿原人疯狂种植鸦片，朱先生亲手毁了白嘉轩的罂粟。）
辛亥革命爆发，西安新成立的军政府曾邀请牛兆濂加入，据说他带着家眷避开了。但在革命军与清军激斗的紧要关头，为免生灵涂炭，他和同门好友张晓山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清军陕西巡抚升允的大营，说服他与革命军议和。要知道在此之前，革命军的谈判代表雷恒炎刚被升允斩杀，弃尸井中。（小说中，朱先生进清兵营，凭一张嘴劝退了20万清兵。）1926年蓝田民团与军队冲突，军阀刘镇华派出部队，意欲屠戮，也是被他劝退。（小说中，朱先生所应付的是刘师长。）
民国建立以后，牛兆濂回到老师贺瑞麟创办的清麓书院，远近来问学者多时达数百人。他还和同门筹资，赎回老师作序、校勘的69种古籍，使其得以印刷流传。
5年后牛兆濂回到蓝田，常以“祖述孔孟，宪章程朱”自励，并把这两句话刻成名章。此后他在芸阁学舍讲学直至终老。书院最兴盛时，有学生数百名，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甘肃、湖北、江苏、云南，甚至朝鲜都有人来求学。晚年他不爱远行，但关中及邻近省份书院、学舍相邀，仍会欣然前往。
最让陈忠实震撼的，是牛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作为。东三省失陷，日军步步紧逼、国军不住退让之际，他联合同门，募集义勇军五百余人，通电全国，宣言出师抗日。义勇军抵达西安时，被他当时在省府担任公职的学生杨仁天，以“私自出兵，无所联属，何以得达前线？且饷糈由何供给”为由婉言劝阻，只好作罢。（小说中，朱先生也想亲上抗日前线。）几年之后，“七七事变”，北平、天津沦陷，牛兆濂感时伤怀，病痛加剧，不久便在芸阁学舍去世。
当年写作《白鹿原》时，陈忠实常常在家门前的灞河边，眺望对岸七八里远处的黄土高崖。高崖下有一个小小的村子，正是牛先生出生和入土之地。在他眼里，牛先生可能是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关学创始人张载流传至今的那几句铭言，至今读来仍不禁心潮起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觉得这几句话已经道出了关中学派的精髓、他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
那个时代，一位“有点神”的传统知识分子，竟能得到乡民、官府、军阀、土匪等各个人群的敬重崇拜。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敬重知识分子，更敬重他身后那个包含了价值认同的深厚传统。
在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借白嘉轩的口说道：“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
何时何日，价值分裂了，传统稀薄了，那样的先生自然再也出不了。或者，先生还在，只是各个人群对先生和传统的崇敬已然消失。没有那样的人群，也便没有被那样传诵的先生了。
（本文参考了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张元勋《牛蓝川先生行状》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