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随怀师的日子里

南怀瑾弟子魏承思讲述他与南怀瑾的交往以及南怀瑾的往事

9月30日，中秋月圆时，正是南怀瑾先生荼毗之夜。我不忍看恩师化为一缕青烟，从庙港回到香港家中。在他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点一枝清香，跏趺而坐，诵经追思。惺惺寂寂之中，仿佛见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近二十年来跟随怀师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旧景浮上心头。

初识南怀瑾

最初知道南怀瑾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初，刚刚开始接触佛学。香港何泽霖老居士寄来他的佛学著作。1988年，友人向我介绍刘雨虹老师，说她是代表南怀瑾来接洽复旦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怀师的书，我这才知道他在香港定居。当时出版海外图书需经宣传部审批，而我正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就说，若出版佛教类图书还要由宗教局会签，而一般是不会获准的。你们不如先出南怀瑾的文化类著作，例如《论语别裁》等。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我也和新闻出版处的同事打了招呼，促成了南师著作的顺利登陆。

不久我也负笈远游了。1994年，我到了香港，遍寻南怀瑾未遇。在一个“海归”聚会的场合偶遇赵海英博士，说是可以带我去见怀师，真是喜出望外。一个周末的傍晚，到了坚尼地道怀师的会客处，一房间的人在那里等候。

当晚在饭桌上，客人们出于对怀师的恭敬之心而慎言谨行。我生性豪放不拘，因而酒酣之余放言高论。想必当晚海英是为我捏一把汗的。不料向怀师告辞时，他竟说：“你是个有匪气的文人。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今后不用通报随时上来吃饭聊天。”从此我登堂入室，成了怀师饭桌上的“常委”，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去坚尼地道。

领上学佛路

我在大学时代就接触佛教，但只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虽然早年出版了几本佛学著作，充其量也不过是“口头禅”而已。1996年春节前，怀师让海英通知我，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打禅七”。海英告诉我，那是极个别入室弟子才享有的待遇。我却不识趣地回绝：“家有高堂稚子，已经订机票要回家过年。”其实，长期受科学主义的浸润，我当时对禅坐一类的佛门实修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在《明报》主笔政，每天下午3点钟进报馆，次日凌晨一两点钟下班，睡五六个小时就要起床“炒股票”，每星期还要起一个大早赶到沙田的中文大学去修博士课程。长期如此使我精疲力尽，面容憔悴。怀师见状对我说：“尽管你不信佛，打坐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不妨试试。”我就这样半信半疑地跟着大家学起禅坐来。坚持了大半年果有起色，还是那么沉重的负荷，但朋友再见面时都说我面色红润，判若两人。从此我就坚持不懈地打坐。每年春节也都留在香港，跟随怀师“打禅七”了。

1997年的一天，怀师把我叫去个别谈话，说看我是个可造之才，要传我“心地法门”，说此法真能修成的人不多，望我持之以恒。他还说，你十多年后也许会出家。若如此，则必成一代大法师。其实，我一直没有真正弄懂“心地法门”是怎么一回事，更没有动过出家的念头。两三年前和怀师旧话重提，他老人家听罢哈哈大笑，说当时见我仍将佛法当学问，想把我哄进佛门。知道我功名心切，不用此番话忽悠我，我岂肯认真实修。怀师就是这样因材施教，根据各人不同秉性根器，施以不同诱导之法，从不认为有一种适合任何人的不二法门。

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

2000年，老友来新国先生和陈知涯将军打算出版《南怀瑾全集》。怀师指定我来写序言，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动笔之前，最难的是究竟如何给他定位。怀师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因而，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易学大师，有人称他为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上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这些称谓皆似是而非，因为每一种说法都只涉及他学问人生的一个侧面，怀师也从未以此自居。

我曾经在文章中称其为“当代大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派高人，如鬼谷子、陶渊明、孙思邈等，他们虽然对世事洞若观火，却宁可选择闲云野鹤的人生，而不愿出将入相，食官家俸禄。古人又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做一个周旋于市井俗人之间而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士，当然比避居山野更难了。在我看来，南怀瑾实为这样一个隐士。可是怀师并不认同这样一种人生定位。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怀师一生为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而奔波，其人生岂能用一个“隐”字概括？

我决定先花半年多时间，将南怀瑾已出版的全部著作重温一遍。温故知新，所得甚丰，怀师的学问兼及儒、释、道三家，很难说究竟偏于哪一家。准确地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对这样一个人生定位，怀师是认可的。因此，当我据此写成上万字的《南怀瑾全集前言》送交他审阅时，他一字未改地嘱咐送交付印。

太湖大学堂

进入新世纪后，怀师很想在大陆找一个清静之地叶落归根。我们几个学生在杭州、苏州东山、上海淀山湖等处看过好几块地，皆有不妥。怀师归心似箭，一次去吴江庙港镇参观一位台商老学生的工厂时，亲见太湖之滨风景如画，当场就拍板买下300亩滩涂地，计划在此造屋归隐。

庙港那块地的建设一波三折，耗费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总算初具规模，他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创办“太湖大学堂”。大学堂创办不久，怀师问我，那么大一块地方要拿来做什么用？嘱我草拟一份发展规划。我提出了一个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和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等在内的宏大计划。怀师对此不置可否，只是问我：“谁来做这些事呢？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后来我又提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气候，应该从小培养。不如仿效民国的无锡国专，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20名天资聪敏的失学儿童，学制10年，专教他们经史子集。10年后这200名毕业生中，或许能造就十多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他们的生活费用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怀师对我这个寓慈善于教育之中的倡议非常赞成，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朱市长听我讲完整套设想后便说：想法不错，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只教国学的话，是违反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最后只能放弃这个念头，改由师姐李素美母女出面，办了一所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而已。

2008年夏，我来到他身边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读书，晚上听他讲经。生活十分悠闲平静，怀师也很开心，像个老顽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头。一会儿说，要养几头毛驴，和我一人骑上一头，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一会儿又说，在湖边建个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让古道师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还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结果开了几天没人光顾，都是他老人家掏钱在那里请我们几个学生喝咖啡。玩够了，咖啡馆也就无疾而终。

9月初，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招收了四十多名5岁到9岁的学童。怀师命我教他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说是帮助孩子们打好国学基础。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不好，我就在放学后给老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古文观止》。大家学得很有兴趣，传到怀师耳朵。有一天晚饭后，他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可是连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得懂佛经呢？不如我们办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让承思去领着他们学点古文。”12月的第一个周末，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那天怀师很关切，怕我太学究气，学员们会听不下去，就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打电话过来，询问课堂状况。直到我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学生们还不肯散场，怀师才如释重负，当晚开心得笑不拢口。

我在20年后回到上海讲学的消息传开了。2009年6月，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我告诉怀师，1989年6月，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禅与人生”的讲演，但那时讲的是口头禅。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去讲一次。怀师极力赞成，还顺口吟诵了唐人王播的两首诗：“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教我以此作开场白。演讲完毕，听众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我回去向怀师报告，他说：“如果他们答应3个条件：一、禅修7日每天坚持坐禅9枝香；二、7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7日。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

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怀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时间，从早到晚在禅堂里。头一天，怀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气宇轩昂。对比之下，怀师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痛处，老泪纵横。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禅修。

南怀瑾的饭桌

从台湾到美国﹑香港，最后落脚吴江，怀师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晚上10点以后从饭厅回住处看书；深夜到凌晨禅坐；上午七八点睡觉，12点后起床；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公私事务，审阅书稿，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书信；晚上6点到饭厅接待访客，在饭桌上和大家谈天说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进食。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来的。饭桌成为怀师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1983年，台湾发生一件震撼当时政坛的大事，就是“十信”案。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怀瑾远走他乡。怀师身在北美，仍时时不忘故国河山，密切注视着海峡两岸的时局发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条小河，故大家称此地为“兰溪讲堂”。当时到这里来听怀师讲学的不仅来自台湾，许多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慕名而来。怀师的饭桌成为两岸中国人隔绝40年后第一个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间。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开放。南怀瑾认为，大陆将来应该走的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常对大陆留学生说：“大陆对外开放应该再推迟10年。先等老百姓丰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则人民会失去礼义而一切向钱看。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集体制还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大的利益，中国就更容易走向富强。”

怀师到香港后，我成为坚尼地道饭桌上的“常委”，亲眼目睹了饭桌上来客的聚散。那时候，怀师的门户很松，三教九流，只要有熟人带路，一般就能上他的饭桌。怀师是有教无类，对来客不起任何分别心，只是不愿见记者。名记者陆铿和卜少夫都是怀师的故交，曾经托我传话想见他。怀师一口回绝，说他们见面后一定会在报刊上舞文弄墨。当然还有其他怀师坚决不想见的不速之客。曾有一次，我到了坚尼地道寓所门口，见有一位年轻人跪在地上，身旁放着一个大花篮。门房说是来求见南怀瑾的。我见了师兄弟们问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告诉我：此人自称是大陆来的画家，老师的“粉丝”。因为没有熟人介绍，不明他的底细，就没允许他上来。结果他就来这一套，已经连续下跪3天了。怀师知道后很生气，说这分明是强人所难，要我非见他不可的意思。越这样就越不想见，谁知他安什么心。

通常客人们来了，坐下，吃饭，聊天。饭桌上，怀师对来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有时候引用一段先哲的话，有时候背诵一段古人的诗词，意思都在其中了。怀师惊人的记忆力，无一例外地给来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我带文学家刘再复去做客。怀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再复说在研究《红楼梦》。怀师说喜欢书里的诗词，随即一首首地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来。又说更喜欢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诗，有豪气，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冷僻的石达开诗词。

2006年定居吴江庙港后，南怀瑾的饭桌自然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怀师年纪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有人把关。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除了从前的老学生，此时的来客往往非富即贵。有党政官员，有富商大款，还有被带来表演特异功能的。他们中很少有真来寻师问道的，都是来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简直把他当活神仙了。更多的人只是慕名而来，扯上他合张影，就可以拿出去炫耀自己是“南怀瑾的弟子”。对于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怀师很无奈，常说自己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和善语、柔软语使来客生喜乐之心。不过，怀师对客人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带某银行的几个高层去见他。他们送给怀师一套18K金雕刻的《心经》。然后说，准备在市场上以每套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发行。怀师当即严厉地说：“你们既然送来了，我不好拒绝。这里是一张3万元的支票，就算我买下来了。但你们用佛经来赚钱，将来是要背因果的。”来人就这样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事后他严肃地说：违背教理戒律的行为必须指出来。我们绝不能用佛法做人情！

向怀师告别

2010年5月初，“资治通鉴讲习班”第二次集会前，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来。集会结束后，回到香港就去养和医院眼科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视网膜脱落，已严重到有失明危险，必须当天住院动手术。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怀师时，听说他老人家心急如焚。8月里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想离开大学堂，留在香港养病。他当即回信极表赞成。

2010年9月初，我回大学堂去搬家。临行前，怀师把我叫到寝室中深谈。他说：“未来的两年里，你也许有一场大难。要躲过这场灾难，就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好好专修吧。想学佛要先学好做人，改善你自己的修为，尤其是要少造口业，再不要出口伤人。至于修行中遇到问题，今后可以和我书信问答。我的时日也无多了。在大陆学生中，你是和我感情最深的。我走后，这里（指大学堂）也就散了。你就好自为之吧！今后出去弘法，不要学我。我年轻时曾经发愿：弘法不收供养。但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花钱的都以为不是好东西，不会认真听进去的。我自己学佛的路，是从《大宝积经》开始，由《楞严经》深入的。希望你循着我走过的路踏踏实实地前行。”朝夕相处了整整两年，如今要离开怀师了。听着他老人家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我的泪水忍不住直淌。这两年里学到最多的正是怀师如何做人。他常说做人要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其实，佛心就是一颗善心，对任何人慈悲为怀，不起分别心；道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清高风骨；儒表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行举止。这些做人标准写在纸上，但现实中有几人做到？

回家后的两年里，我把学佛变为生活重心，坚持每天拜佛﹑禅坐﹑诵经﹑念咒。十天半月给怀师写一份学佛报告，汇报每天的修行中的感悟，提出种种疑惑和问题。怀师总是及时回复，给我答疑﹑解惑﹑鼓励和鞭策。我过一两个月也会去大学堂拜望他。今年6月7日到9日是最后一次见面。接连3天，下午在办公室里给我开示修行中遇到的问题。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新著《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要我回去认真研读，说书内讲的都是实修道理，对我有用。他还鼓励我坚持修证佛法，将来可以直追欧阳竟无一班人，“因为你可以有他们的学识，他们不肯像你一样实修。”我说，“老师，你又在忽悠我了，是怕我放弃吗？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晚饭后，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怀师边上谈天说地。

8月13日，我打算去大学堂，怀师让马秘书转告：老师感冒，我去了他就要招呼我，希望这次不要去。我顿时觉得他这次一定病得不轻，因为20年来从来没有一次不想我去看他的。8月16日，我在报告中问他，读完了12遍《楞严经》，接下去应该读哪一部经。4天后，他在报告上最后一次批示：“最近气运不对，我也在维摩病中，深深业力之感，不可说不可说啊，无法与不知者言也。你从那年开始学佛，凭我深切的记忆，你真正发心想修行学佛，散散漫漫的还不到两年。承蒙信任，你恳切读《大宝积经》后，我希望你先能做到精读《楞严经》100遍，希望在10年、20年中贯通事理、证得真如，此话早已有所说明，只是你并不留意。我从青葱学道，身心投入出世修证法门，至今95岁，经常自惭闇顿，对于《楞伽》、《楞严》二经，我从数十年身心投入求证的功力，尚不敢说是望及涯际。你这个话已经问过我三次以上，我都有所答复，或微笑而轻答，实际上语重心长，都已说得明白了。你如果对此有疑，今后10年、20年中，希望你深入《华严经》、《瑜伽师地论》二部大经论去吧。我老了，再没精力多说了，言尽于此，抱歉。”怀师以前对我说话从未如此严厉过，最初有点难受。反复读了很多遍，才体会怀师对我的拳拳之心。但只以为他是对我爱之深，责之切，没想到乃是最后遗言。

9月2日，我写报告回复怀师的批评，回顾了专修两年来的历程。5日，怀师请秘书回话：“现在四大违和，这篇报告要严重答复的，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但最后没有等来他老人家的片言只语。怀师会怎样答复？这将是够我参一辈子的话头了。怀师走前最后吟诵的诗句是：“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他是带着对世事的无奈西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