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沉默，是将大地吸干——台岛50年代恐怖主义之隐性暴力

一 这就是白色恐怖

1950年3月，蒋介石应全党全军的“恳请”复职总统后，其人事安排的第一条潜规则，便是确保儿子的顺利升迁，地位牢固。在行政院长、台湾省主席、三军司令等要职任命完后，40岁的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指挥派遣对大陆游击活动。

1954年，蒋经国更上一层楼，调任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国安会”下设国家安全局外，还以原国防部保密局为班底，分别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为蓝本，成立国防部情报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不仅下属各情治单位必须对其负责，必要时相关部会首长，亦需受其节制。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得定期向“国安会”报告，接受督导。

蒋经国虽是副秘书长，但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大小并无丝毫关系。至此，蒋经国实际上成为全岛超过10万警察、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其实际地位仅次于总统蒋介石、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

在这天下板荡、党国危难之时，打从俄国返国回来后，“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的蒋经国，决然地拉开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偌大的一片大江南北，如今只剩脚下一个可谓马槽般大小的孤岛，怎能再容这马槽里混入一个驴头？

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蒋经国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日式别墅，以“总统府”名义征收后，取名“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作为他的指挥部。每天，全岛最重大、机要的信息在这里汇集，同时，一条条整肃、捕杀的律令、密令由这里发出。

在他眼里，“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以上引语见江南《蒋经国传》）

台北市郊有一个地方叫马场町，是当年当局枪杀政治犯的一个主要刑场。每一回执行完死刑，地上总淌有一大摊血。人们把土聚拢来，将血埋上。随着这里渐渐地耸起一座小丘，可以发现1950—1957年，是台湾白色恐怖期间逮捕、处决政治犯最多的时候，尤以1954年前为盛。

上世纪90年代初，马英九执掌法务部门时，在回答民意代表质询中透露，所谓“匪谍案”、“叛乱案”，1949年底到1960年，累计2.2万多件，每件的涉案人平均5名；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统计，在19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统治中，有10万人被判刑；李敖先生估计，不止此数；以后得以出狱的受难者们保守估计，大约5000人被杀，仅在1954年前就有3000人被枪决，8000人入狱。

龙应台先生认为，“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3日）

“白色恐怖”，在今天的人们听来，大抵只是一个抽象名词，或者只是表示多少人头落地的一串数字。即便是一串人头数字，这于后人的感觉，尤其是在易膨胀却善健忘的我们这个民族，一路淌过来的一摊摊血水，已几近于路边一朵朵可染红女人指甲的凤仙花，人头也大约麻木成了猪头、蒜头。可于生逢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却是一种战栗神经、痛彻心脾却又无从言说、无从逃避，甚至欲死也不能的境况。

今天的人们如何去感知呢？

明朝人沈明臣有诗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

刀刃起落没有声音，鲜血渗入泥土没有声音，无尽的黑暗里腐烂没有声音，尚活着的人们也没有声音。

又古人云：“道路以目。”彼此碰见了，以眼神言语，连手都不敢摇——这就是白色恐怖。

某一天，你的某个邻居，办公室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同事，或许，还有你孩子的某个老师，突然，活生生从人间“蒸发”了。没有人问起，没有人谈起，更没有人为之伸冤。人人视而不见，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发生的不过是窗外马路上过去了一辆车，从室内悄悄溜走了一股烟气……

众多见证人，在未来的良知法庭上，又群体性地沦为“污点证人”——这就是白色恐怖。

一个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于台岛南部军旅的退伍军官，曾对现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主笔杨渡先生说过：

“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来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杆，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台湾白花花的阳光下，饱满累累的木瓜挂在孤挺树干上，橙黄橙黄得透亮，却是地下的人血与骨肉所荣养出来的……那是何等诡异而森然的感觉。”

——这就是白色恐怖。

在绿岛里关押过的作家柏杨写了一首诗：

在那个时代，多少母亲，

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长夜哭泣。

这首诗日后被刻在绿岛将军岩西侧的人权纪念碑上——

这就是白色恐怖。

二 “匪谍”就在你身边

比起军队、警察、监狱、枪决等显性暴力，属于隐性暴力的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日后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两者不但共同构成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而且在对人性的震撼、于社会的撕裂上，后者或许更甚于前者。

1949年5月，国民党已在台湾地区颁行“戒严法”，宣布台湾为军事戒严地区。时任省主席的陈诚，根据“戒严法”发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宣布实行“非常状态”下的部分军法措施，设置山地“管制区”4种，计119个区域，“海防管制线”长达1141公里。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进入1950年后，当局又制定、颁布与“戒严法”有关的一系列法令、法规和条例，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戡乱法”、“戡乱时检肃匪谍联保连坐办法”、“戡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台湾省戒严期间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