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良知与责任
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
责任编辑:刘小磊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
但对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来说,却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从史料上讲,大陆和台湾所存的国共两党的档案尚未全部公开,有些还处于保密状态,查阅极为不便;从治学上讲,在1949至1976年间,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近代史研究更是如此,“文革”过后,虽经思想解放运动,风气大有好转,但受惯性的束缚,有些学者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仍存偏见,忌讳过多,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思想比较开放,勇于直言,在发掘史料、评价人物和诠释因果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代表。
袁先生思想开阔,才识过人,早期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独辟蹊径,拨乱反正,褒者视其为先知,贬者斥其为异端,在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2012年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先生的新著《昨天的中国》(以下简称“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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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