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良知与责任
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
责任编辑：刘小磊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
但对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来说，却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从史料上讲，大陆和台湾所存的国共两党的档案尚未全部公开，有些还处于保密状态，查阅极为不便；从治学上讲，在1949至1976年间，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近代史研究更是如此，“文革”过后，虽经思想解放运动，风气大有好转，但受惯性的束缚，有些学者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仍存偏见，忌讳过多，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思想比较开放，勇于直言，在发掘史料、评价人物和诠释因果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代表。
袁先生思想开阔，才识过人，早期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独辟蹊径，拨乱反正，褒者视其为先知，贬者斥其为异端，在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2012年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先生的新著《昨天的中国》（以下简称“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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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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