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另一个”北京：那些被忽视的“异见”

一纸方案、一个葬礼、一本日记、一封信札、一场吵架……

2012岁末的北京，这些道具与剧情一字摆开，一个个关于“另一个北京”的故事流淌出来……

这是我们现实拥有的北京——残留的古都风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摩肩接踵的两千万人，当然，还有空气污染、水源短缺、交通拥挤这些栖身于此的人或多或少都能感知的病痛。

而那些曾经出现过的声音，假如历史赋予他们重量，或许可以大胆猜测：北京，本来可以更美好一点。

“梁陈方案”故纸堆

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如今是密布的住宅和办公楼，而在62年前的一幅比例尺为1:20000的地图上，这里却摆满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小格子，格子里写着“政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署”……总之，全部是中央行政机关。

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城百废待兴，中央行政区选址何处，关乎京城规划全局。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业界简称“梁陈方案”）。该方案认为，中央行政区不宜立足旧城，建议设于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西郊地区。

该方案细陈在旧城区内建造新行政区的弊端：增加人口、需拆除房屋面积过大、高楼的修建会破坏古都风貌、政府机关之间的长线距离以及办公区与住宿区之间的城郊间大距离必然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

而选址西郊，则不用大量迁移居民，不伤及旧城文物，且有足够发展的余地，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同时西郊新建建筑形体不受牵制。

然而，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在“一边倒”的当时，被指责为与主张行政中心设于旧城的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据陈占祥回忆，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这纸方案最终被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自此，北京以旧城为单一中心的发展原点划定。

从这个原点出发，北京城开始了“单中心+环线”的“摊大饼”式生长。大饼一摊六十年，而梁陈所担忧的古城破坏、拥堵加剧则一语成谶。

“新中国规划史上一个伟大而遗憾的事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王凯如是评价“梁陈方案”，“如果当初得以实施，可以说是当时北京空间结构调整的一个最好方案。”

有人遗憾，也有人不以为然。“是不是采用了‘梁陈方案’，北京城就一点病都没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反问，“几十年来，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梁陈方案’能否适应现在，我不敢完全认同。”

最大的异见者是规划本身

“北京市应力争多发展一些市郊客车（指火车），重点放在地处远郊而又靠近铁路的城镇和风景点、游览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