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胡适、蔡元培、新文化运动旗手：思想解放的一代

新文化运动，作为运动式的活动，它用青年的激情与热血迅速地改变人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不是非科学性非系统性的，充其量只是极具影响力的口号来引燃习惯化、规程化的思想，尝试思想从单一走向多元。对于如何否定传统，如何构建科学与民主的世界方面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卓有成效地探索，这也许就是口号式、运动式政治的源头。 启蒙不是用几个听起来受用的口号就能解决的，绝不是在彻底否定传统的情境下完成的，更不是全盘西化就能成功的。千年以来充满功利性与实用性的道德和道统使得知识阶层始终在真理的外围不知疲倦地绕圈，也只有绕圈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拥有独立的知识阶层，至少要有清醒者、监督者、思想者。

末段言：“惜乎许多风云人物过早投身现实政治，一场本可以向社会底层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短短几年便偃旗息鼓。” 学界共识，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历时8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1915-1919年，以提倡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核心；后期是1919-1923年，以倡导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作者说“思想解放运动短短几年便偃旗息鼓”显然不确。结合原文，其分析的都是前期新文化运动，而忽视了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前期新文化运动“本可以向社会底层发展”的观点笔者首次见到。鉴于当时的底层社会普遍极差的文化知识水平，鉴于它是一种与底层民众所信奉的传统文化完全异质的西方文明，更鉴于新文化运动近百年来科学与民主仍未深入底层，笔者认为，即使许多风云人物未过早投身现实政治，它向社会底层发展的可能性也极小，范先生立论过于武断。

《鲁迅、胡适、蔡元培、新文化运动旗手：思想解放的一代》一文题目亦欠妥，鲁迅、胡适、蔡元培皆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它们之间不可并列，可改为“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旗手：思想解放的一代”。 首段言：“袁世凯接任民国总统后，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国会活动，与袁的矛盾过早激化。宋案之后，孙文的军队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企图在宪政体制下建设议会型政党的理想失败。袁死后，北洋集团分裂，各省督军称雄，国家陷入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 第二句是明显的病句，“孙文的军队”不可能“失败后逃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去掉“的军队”余“孙文”才能说通。 第二段言：“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不同于严复一代掀起的启蒙教育，也不同于康梁一代推行的维新变法，更不同于孙黄一代的武装革命。它是一场起源于知识界精英又扩展到广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西方文明的精华——民主与科学作为参照系，批判的锋芒直指贻害国人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和吃人的礼教，直指奴役国民摧残人性的专制政体，向大多数处于愚昧状态的国民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五四”以后，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形成。” 首句又错，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兴起于1915年9月，标志为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而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故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不可能包含“袁死后，北洋集团分裂，各省督军称雄，国家陷入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军阀割据只能是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的背景。 其后三个“不同于”也不妥。首先，“严复一代、康梁一代、孙黄一代”极易理解为次第而行的三个时代，然其6人身处同一时代（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其次，严复亦是戊戌变法重要代表人物，康梁、孙黄也参与了启蒙教育，三个“不同于”的区分过于简单、牵强。

想到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吟诵的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没有思想的解放，任何春秋大梦难免都为南柯一梦。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文化人中持此操守者几何？没有彻底的文化洗涤，抛弃了优良的传统，中华文化堪忧！

历史就是向前发展的，迟早的事情。动作的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