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太青竹简国学计划】陈文新：人们对科举制度有多少误解
科举制度，有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科举制度究竟是一种选拔什么人才的制度？第二、科举制度是否只选拔人才？这两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也正是在简单的问题上，我们对科举制度有较深的误解，并给它贴上了许多负面标签。
说到科举制度，有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科举制度究竟是一种选拔什么人才的制度？第二、科举制度是否只选拔人才？这两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也正是在简单的问题上，我们对科举制度有较深的误解，并给它贴上了许多负面标签。
先讲第一个问题，科举制度究竟是选拔什么人才的制度？简单来说，它是选拔国家管理人员而非专业人才的制度。正因为培养的不是专业人才，所以在选拔数量、人才选拔方式和人才去向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很大不同。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科举制度下每年所选拔的人才数量。
说到科举制度每年选拔的人才数量，我们很容易想到，每年高考刚结束不久，报纸上就会连篇累牍地报道，某省和某市文科和理科状元是谁，北京大学录取了多少状元，清华大学录取了多少状元等等。
虽则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不必去较真。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把中国古代的“状元”贬到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程度。因为中国古代的状元，每届全国只有一个，也就是三年只有一个。但我们现在每年有多少状元呢？由此我们可以提到另外一个数字：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明朝，录取的进士是多少？我曾经粗略统计过，按照明朝基本数据，每三年约300个进士，即平均每年大约是100个。
为什么只录100个？因为只有100个职位。既然给了他进士的头衔，就必须给他一个相应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即进士录取的数量。看到这个数量后，就可以对比我们每年博士和硕士的录取数量。我们经常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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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谢小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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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单纯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科举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不去看到它在明清时期这方面事实上的业经逐步僵化，包括形式，内容等，一味地拨乱反正，歌颂赞美，也未尝没有过犹不及之讥。现代人在精神上的确出现了危机，又加之以各种民族主义的抬头，国学热的出现几乎呈必然之势，但我们可不能由此而步向另一个极致，即传统文化一切都是好的。就如贵报社论强调的要谨防伪复古一样，也需要做一番重新的审视。记得一次与蔡老师交流，他要我读读程朱理学，我不是对程朱有偏见的人，只是认为，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读他们乃是太早了。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接触传统文化，不能想当然地一定要从所谓最高峰（这点新儒家害人不浅）出发，我们应该试着从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王阳明这些非盛世意义下的大哲出发，即一个历史回溯的角度，也就是西方释义学的方法出发，因为他们的思想较近于现代，较易为人所接受，且在他们的著作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再去理解程朱，那么就决不至于还像新儒家那样，去盲目推崇所谓朱子学。虽然新儒家也反复强调道统或曰正统并不意味着政统，但朱子那种“异端之学，一切扫去”的为学态度，又是可取的么？而况事实上，宋、元、明、清，朱子学也确为官方哲学，以至于戴震不禁发出“以理杀人”的惊呼！在以后的“国学”研究中，朱子的降格运动必须得到重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公正地去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平和地对待西方以及一切外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