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康有为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且其性质亦有实不宜于现时者乎，以故动辄得咎，举国皆敌。无他，出世太早而已。——梁启超

康有为的一生充满争议。

学者万平总结，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主要是议政，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7次上清帝书；主要政治活动是开办万木草堂，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发起“公车上书”，团结士子举人救国纾难；发起组织北京、上海强学会、保国会，团结士大夫、清流、帝党，为变法维新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支持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

康有为实际上已成为光绪的高参、智囊。如果变法能够成功，或许康有为还真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只好流亡海外。

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康有为心念光绪，痴心保皇，组织保皇会，鼓吹君主立宪，武力勤王，反对革命，反对共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他仍然痴心不改。他不满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创办《不忍》杂志，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横加攻击；继续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念念不忘其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企图寻找机会促成清帝复辟，以便实施“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当梁启超等人在出生入死反袁护国时，他却在大声疾呼拥清帝复辟。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将其复辟主张公之于世。

终于等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他不甘寂寞，跳将出来，与张共同上演复辟帝制丑剧，成了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人物。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曾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罪人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圣人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梁启超这句话放在他的老师康有为身上，更是格外贴切。

康有为的一生充满着悖论。

失败的成功者

1898年，戊戌年，在京城经营有年、奔走朝野宣扬维新思想的康有为终于大放异彩，在41岁之年影响力达到了清政府的权力中杻。年初，他由总理衙门问话；年中，被光绪帝召见。当年清朝进行了改革，史称“戊戌变法”。6月11日，光绪帝经慈禧太后批准，下诏书以定国是。此后新政厉行，废八股，设铁路矿务总局，允司员士民上书，设农工商总局……到9月初，改革达到高潮，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1898年1月24日，戊戌年大年初三，下午，清廷几位重臣召见康有为，其中有中堂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恒等。荣禄首先发话：“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马上驳斥：“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如何变法，康有为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又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答：“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问他如何筹款，康答：“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6月16日，光绪接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时所著《我史》中记载：

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吾即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