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

一次入学前的反复检测深深伤害了她，“我不敢碰他们，我总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不一样，好像我也有那个病似的。”高燕看到自己与同学之间有一堵高墙

十年后，高闯脱胎换骨了。

两个月前，他跳槽换了工作，目前正准备下一次跳槽。蓝白相间的夹克在这位1989年生的西点师身上，格外阳光美好。他估计下次跳槽就能做酒店部门主管，此时离他走出学校也仅两年。

对别人给他的“小正太”称号一笑而过，高闯当然记得十年前的自己：站在河南新蔡县东湖村的土房子里，家徒四壁，父母在一年前相继因艾滋病离世，家中留下他与年长3岁的姐姐高燕（化名）。

艾滋带来的动荡生活，并没有让这对姐弟变得相依为命。相反，外界对疾病的偏见、利益的驱动，夹杂着乡村的世俗，使得这对姐弟产生了令人费解的隔阂。十年里不多的两次重逢中，姐弟俩不是在争吵中结束见面，就是在互不搭理中收场。

年少气盛的高闯并不打算理解姐姐的自闭；高燕只能筑起坚固的外壳，在另一座城市像一只掉队的孤雁。

噩运降临

女孩高燕的出生，在翘首盼男孩的高家被视为“扫门星崽子”。这种偏见给高燕的记忆里塞满了无助。

5岁，奔跑的高燕打碎了手里的饭碗，她接受了奶奶和父亲的各种辱骂：“没用！笨蛋！”在凌厉的唾弃中，是冰雹般从天而降的棍棒。高燕的前额被打出二指多长的伤口，几近昏迷中她仍能听到父亲嘴里蹦出来的恶毒诅咒：“打死她，赔钱货。”

拳脚相加的待遇，对高燕来说，在这个还是健康的中原农村家庭里并不鲜见。幼年的高闯只依稀记得，“母亲对姐姐好一些。”

高闯的降生和姐姐是个强烈的反差。在叔叔、奶奶认定母亲生不了儿子的情况下，这个一度被算命先生算成“女孩”的男孩，“闯”过了差点被流产的关口，成为家中的惊喜，一下子成了全家关爱的核心。

这样的家庭生活持续了8年。新的“致富”办法在村里风传的那些年，父母也多次参与到这股“热潮”中。1993年至1996年，父母为了致富梦想多次卖血。

1999年春天，父亲开始发烧、咳嗽，医生很快确诊为艾滋病。几个月后，母亲也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病不起，于次年1月撒手西去。又7个月后，父亲也离开了姐弟俩，留下遗言：“高闯是高家的根，随奶奶居住，在他五叔、五婶家吃饭。家里的7亩多地给他五叔家种，家里3间房子和东西也给他们。高闯已经11岁了，他长到16岁可以外出打工。”对高燕的处置，父亲只说：“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让她去她姨家，长大后让她姨找个男人把她给打发了。”

11岁的高闯忘记了这些细节，却一直记得：“妈妈去世那天，姐姐在跟妈妈吵架；爸爸去世那天，姐姐在跟爸爸吵架。”他无法了解吵架的原因，只是认定：“她因为爸妈的病被别人看不起，回家就总是跟爸妈吵架。”

这种吵架是高闯常见的。“那时候爸妈已经病了，她的自行车被偷了，回家为了买自行车又跟爸妈吵。我看到她跟爸妈吵架，就去打她。”

如父亲的遗言，姐弟俩自此分开生活。11岁的高闯感觉到姐姐“认为奶奶叔叔婶婶对她不好，所以坚持要去姨家生活”。而事实上，据《中国艾滋病调查》记载，14岁的高燕“对父亲的遗嘱一直不服气，但她只能依靠一些好心人的救助维持学业”。

在姐弟俩必须独立求生的那段日子，主要依靠各界人士的捐款。高燕记得很多邮寄过来的捐款被叔叔婶婶领走。在五婶家吃饭的高闯一次被告知去问姐姐要钱：“年底了，我给你买些毛线，打件毛衣。”高闯觉得五婶说得没错，他去向高燕要钱，高燕却拿不出钱来给弟弟。高闯只知道每次捐款由一位叫王霞的人在保管，“但是我没有拿到过。也不知道有多少。”

在已有的报道中，“2001年12月，一个好心的记者给了她400元学费，她五婶非要这笔钱的一半不可，理由是高闯在她家吃饭。因未达到目的，竟把高闯赶出家门，不让他回来吃饭。”

高闯对此不以为然，“叔叔婶婶家里也不容易，要钱是应该的。他们以前看不起我们，我也是能理解的，他们家里也有人得病。”

到姨妈家生活的高燕也不太平，“听说有部分捐款没拿到的姨妈，曾经到姑姑婶婶家大闹。”父母两边家庭因着捐款的不合，带领着姐弟间的误会一路走向深渊。

家里没钱的时候，高闯偷偷把家里一袋100斤重的面粉抬出去卖。“我喊了叔叔家的哥来帮忙。卖了五六十块钱，我分了15块钱给我哥。”但是高闯没敢跟姐姐说实话，只说给了哥哥5块钱。“就这样，她还打了我一顿。”

分道扬镳

在龃龉之间，姐弟俩等来了新生。

2002年6月，在高耀洁的努力下，山东曹县一户家庭愿意收养高闯。这样的收养并不容易。在此之前，有3户人家在分别检查了3次高闯的HIV抗体均为阴性之后，仍不敢收养他。

弟弟被接走的时候，高燕仔细打量着过来接他的人：“看起来是好人家。”两人没有依依惜别，“在那种情况下，我什么也没说，只想快点离开那里”，高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子。

突如其来的家庭生活并不简单，寄人篱下的生活让高闯从小懂得察言观色。高闯跟着新的家庭改名换姓，新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对他都好，唯有姐夫却暗自带着敌意。高闯很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敌意，他甚至分析出这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怕我分他的家产吧。

原本和新舅舅家的哥哥每天一同上学，有一天突然就剩下高闯一个人，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同路。“我姐夫没有问原因，就骂我，说是我的错。”诸如此类被骂的各种场合，高闯都默默忍受，并吸取教训。“我只能更加小心，不给他落下任何话柄。”

不仅如此，高闯甚至主动示好。他每天给姐夫家养的鸡喂食、添水、收鸡蛋……一切他力所能及的事，他都做，直到姐夫慢慢接受他，“勤快是最重要的。”

在最初两年的新生活里，改变别人的看法是高闯着力点。作为第一个走出艾滋病村的艾滋孤儿，高闯备受瞩目。初到新家时，每天都有媒体来采访，高耀洁也常常来看他。“这样的情况下，周围的邻里不可能不知道我的身世，大家都知道我和艾滋病有某种关联。”

“完全没有歧视是不可能的。”靠着真诚交来的几个小伙伴，很快因为家里大人的警告对他敬而远之，高闯心知肚明，却毫无怨言，继续积极主动地去“套近乎”。直到家长发现，这孩子其实是安全的，也不会带坏自家孩子。高闯的身边玩伴也逐渐多起来。

大人都说：“这孩子很乖，很勤劳。”一种劫后新生的庆幸出现在媒体对高闯的报道中。只有高闯知道自己那两年承受的委屈，“一个人躲起来哭过好多次，把不开心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烧掉或者撕碎……”之后高闯继续小心翼翼地换取他人的信任和友好。

偶尔高闯也能耳闻姐姐的各种不快乐，“报纸上都会有。但那些是真的吗？”高闯觉得，姐姐说叔叔婶婶对她不好，跑去姨妈家，又说姨妈对她不好，到了同村的一户人家生活，最后又说这户人家对她不好，向智行基金会求援，“她就是觉得世界上没人对她好，把自己封闭起来的。”说起姐姐，高闯总是摇头。

这十年，对敏感的高燕而言确如梦魇。

高燕在姨妈家的生活，在邻居嘴中形同悲剧：“刚开始前两个月还可以。谁知她姨妈有个34岁的儿子，嘴歪眼斜，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找不到媳妇，竟然打起了高燕的主意……她不从，他们就一齐打她，不止一次让她跪在钉有250个钉子的木板上，打得她皮破血流，衣服粘在身上脱不下来……”

2002年8月4日，高燕向外界求援，听说有人愿意收养她，一早便等在晨光熹微的路边。直到傍晚的霞光吐艳，才等来4个人。她来到与弟弟生活的人家一路之隔的陌生家庭。

匆忙的逃离让姨妈扣留了她的户口本、衣物，以及别人给她的1900元捐款。此后便时时接到姨妈各种要求她回去的电话，时而连哄带骗，时而威逼利诱。

新家也并未给她带来幸福。新母亲把外界捐的钱物都藏起来，“待捐钱捐物的热潮告一段落，她便对我板起脸来，从不让我跟周围邻居说话、来往。”高燕与其唯一的支柱高耀洁之间的通信被控制。

一次，高燕无意中听到这户人家跟邻居的对话：“收养了这样的孩子,一点钱都不用花，各种费用都有人送来。她长大一点就不让她上学，把她嫁出去还可以收到一笔彩礼。”这时，高燕才明白这户人家收养她的目的。

“从2002年8月5号我到山东，至2004年8月31日离开，两年时间里共有6500元善心人士给我捐款被他们占有。”高燕在一封信中说。

在山东曹县三中读高一期间，2004年2月6日的一次考试，7门功课高燕考了637分。老师却跟其家长及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成了两百多分。这位记者到学校，得知高燕成绩突然下降,找老师了解原因，学校才承认他们把分数弄错了。此事在高耀洁的调查中，颇有“替考”嫌疑。

两年后，高燕转学到南方一所学校。

自卑与偏见

那是一所全封闭的寄宿学校，在新的环境中，没有人知道高燕的家庭背景。但是习惯被另眼相看的高燕拒绝与人交流。一次入学前的反复检测深深伤害了她，“我不敢碰他们，我总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好像我也有那个病似的。”高燕看到自己与同学之间有一堵高墙，却不知道筑墙的人正是她自己。

每一个寒暑假，高燕都到智行基金会上海办事处度过。一个人，一个家，人到哪，家就在哪。

这个月，高燕每天都在复习功课，工作两年后，她决定考研究生。“最初没有考上好的学校，一定让奶奶（高耀洁）失望了，我想再努力下。”高中考大学时，高燕的梦想是做记者，“也许是受到很多记者的捐助吧。但是奶奶说我不适合，所以后来考了医学专科。我现在做的是检测，想通过考研转临床。”

高燕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读书和工作上，“我从不上网，也不爱逛街。我感觉那都是浪费时间。”在医院工作，高燕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不可能把我的事告诉他们，就像守着一个秘密一样。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我。”高燕害怕周围的人因为了解她而疏远她，甚至伤害她。

每个月花300块钱租下的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是她不得不依赖的遮蔽之所。高燕觉得身边的朋友都挺好，“但也仅止于此，他们不会了解我。”逢年过节，高燕总是一个人躲在那间蜗居里，偶尔会到医院走走。

时间久了，身边的同事感觉奇怪：“高燕，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你很少回去，也很少提起你爸妈？”这样的询问高燕总是慌不择路地搪塞：“没什么事不常联系。”

25岁的女孩，遇见最多的是热心人介绍男朋友。高燕从来不敢去相亲，“没有人会接受我的。我觉得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在人人自危的艾滋阴影下，高燕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获得爱情的资格。

成功融入一个完整的家庭，让高闯比姐姐容易许多。他坦然地谈了两段恋爱，第一段是在基金会的项目中认识的女孩，相互之间知根知底，他本以为免去了艰难的解释环节比什么都好。但是普通的世俗要求让高闯成为这次恋爱的“败将”：“女孩家人虽然不介意我的过去，但是他们要求有房有车，我什么也没有。”高闯得知，在女孩提出分手的时候，她已经在老家订婚了。

幸运的是，在遇见目前的女朋友后，高闯很严肃地将家庭状况摊牌了，而且很直率地说：“如果你能接受，我们有得谈；如果不能，那我们就算了。”之后，女孩和家人都热情地接受了高闯。

除了在这样不得不说的场合，高闯是不会说出自己的秘密的，即便是在基金会项目活动时，来参加的同伴都出自艾滋家庭，“但谁也不会说，也不会问的。只是各自心知肚明而已。”

虽然同事说河南人的各种不是时，高闯会辩驳：“看什么，我是山东人。”两年前，高闯还是回了趟家，“叔叔家的哥哥结婚，顺带去给爸妈上坟。”

高闯觉得姐姐把家里亲戚都得罪了个遍，“但是爸妈的坟还在呢，她总不能永远不回去吧！她回去又该如何面对父老乡亲呢？”最近，老家的人给他打电话，高闯才得知家里的老土房塌了，“他们想买我家那块地，我不会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