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有巨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次分配之前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等。要改变这个局面必然要触动富贵和权贵们的利益,真要见效必是一场苦战恶战,必须待土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真正实行宪法政府即宪政，是体制内外精英集团最容易取得的改革共识。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张庄
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
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次分配之前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等。要改变这个局面必然要触动富贵和权贵们的利益,真要见效必是一场苦战恶战,必须待土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重启国资国企的改革，政治上正确，国际上主动，经济上实惠。
真正实行宪法政府即宪政，是体制内外精英集团最容易取得的改革共识。
在推进党内民主与大众参与民主方面，也要有具体步骤和安排，踏实向前走。
社会的压力在增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含沙射影的抨击乃至网络和微博的宣泄，既是一种减压，也是激发和孕育不满的火星。靠压力去解决社会问题，当压力经过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只能爆发。对刚刚进入城市化前中期和中等收入门槛的中国来说，用爆发性的方式去解决矛盾，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前景往往不容乐观。
演化中的治理结构和利益结构
如果还是诉诸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何在？有人说，现在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不可能主动作任何退让。这或有相当道理。不过，人类这几千年来利益和本性可以说几无改变，谁抓到了权力或利益都不愿主动放弃，但社会仍然在不断进步。这说明在利益之外，还有其他更重大和更活跃的因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就是人类信息世界的变化。
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们总是在一定的信息结构下行动的。信息引导着他们利己的行为，而他们追逐和增进自己利益的行动，又在不断推动新的信息的发现和信息环境的改变。
奴隶制曾是人类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制度结果。但随着人们对自然和工具信息的增长，随着奴隶的抗争所必然伴随的高昂社会成本，奴隶制就自然寿终正寝了。正如农业社会普遍确立了君主和贵族的统治，当工业和城市社会到来之后，君主制、贵族制纷纷让位于现代的共和制和民主制。
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信息条件的改变，既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尽管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本性几千年并无改变。
更久远地说，人类社会整体的相互依存性和个体的自利性竞争，是其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逐步铸成的基因，它没有也不可能在短短几百年的现代社会中改变，但随着人类信息世界的变化，人们改变着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凝聚了最广泛的共识，就是因为它根本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封闭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信息条件，使中国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大潮，从而第一次有望全面实现近代以来多少代仁人志士的强国富民和文明复兴的梦想。
客观地说，与处于相近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比如说另外几个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跨越和社会的综合进步处处可圈可点，但在一个曾经长时期引领世界的文明古国的民族潜意识中，只要可能，人们就从来都希望，自己不仅应当是有史以来的最好，也应当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带来的急切焦虑感，既是它孜孜不息的动力，也是它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不断受挫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人们所称之为固化的既得利益结构，其实再流动再飘忽不过了：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强大震慑力、动员力、感召力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个制度内，任期制和严格按照年龄的退休制，使得所有人都成为权力的过客。因此，它丝毫也不固化，相反，它是一个明显在演化的体系。
现实体系不会喜欢权力划分模糊的不确定性。行政权力如同财产权力一样，在所有适意的地方，它要求量化到个人。个人的权威，各种利益的固化，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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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谢小跳
新当局和旧当局外部环境差不多一样，中国大众只要不饿死不会大造反，大饥荒时甚至饿死在满载的国家粮仓外，造成当局启动改革没有外部动力。似乎只有由他凭良心办事，他只要维持各级特权继续稳定，确保官吏能够闷死发大财，也不会遇到在野党挑战，混满任期也能功德圆满交班。而宪政上台的要兑现竞选的承诺，要为连任竞选奋斗。还要应付在野党挑战和媒体的挑刺，干的不好就会被弹劾赶下台，外部压力远比专制体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