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或不生,想清楚先
中国的孩子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真实降生的,为13亿人口的大国贡献劳力;另一种,活在那些不打算生孩子的人的人生面镜里,为这个八仙过海的时代贡献思考。
中国的孩子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真实降生的,为13亿人口的大国贡献劳力;
另一种,活在那些不打算生孩子的人的人生面镜里,为这个八仙过海的时代贡献思考
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这是一个问题。赋予别人生命,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这件事在清贫“北漂”车明宇、叛逆女孩张驰以及忧虑的妻子秦子怡心里,反复思忖。
不愿做提线木偶的青年
“我自己出生就是个错误,我怎么能让悲剧再次发生呢?”
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十几岁的车明宇看见矗立在那里等待接手孩子照料权的家长们,心生一怜:“人生的精力都交代在这上面……长大后我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他当时这样想。
看到孕妇,他会悲由心生,他不仅为眼前这个被重物压迫的女子悲凉,替她想到以后无尽的岁月,更压迫,更悲凉。“如果我真喜欢一个女孩子的话,就不让她遭这个罪。”他曾这样想着。
如今的车明宇30岁了,还没结婚,不打算要孩子。相亲的时候,他总是开门见山:“我是丁克,你接受吗?”
“一个连论坛和贴吧为何物都不知道的人”,车明宇这样概括最近一次在老家相亲时对面的女孩,对于丁克,她完全不理解。
30岁的济南人车明宇,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辗转工作之后,还是决定回老家发展。但在济南父母家只呆了两个月,就无法忍受各种观念冲突,“净身出户”回到北京。
车明宇知道“丁克”一词是在20岁那年,在这块以先贤为傲的土地上,他发现自己特别孤独。从未在正常的日常交往中结识一位与自己有着相同生育理念的人,他只能去贴吧和论坛里寻找知音。居住的国企家属院里,比他年纪小的青年人都已经结婚生子。
今年过年的时候,父亲提到要给他介绍对象,他说得先告诉人家自己是丁克:“否则心里不踏实,有很大隐患。”父亲不悦:你那个还当真啊?两人为此吵了一架。
车明宇几年前就跟父母提及自己的这一观念,母亲不理解、不赞同,但慢慢地能够尝试尊重。而父亲则是不理解、不赞同也不尊重。
在老家求职时,老板都会很关切:都30了啊,怎么还不结婚?车明宇一直没想明白:结没结婚,跟工作有关吗?
逃回北京,租下房,已无余钱,只好借钱度日。
车明宇大学时学习的是金融专业,整日雄心勃勃地满脑子规划着怎么让钱生钱。在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家也不都是富翁之后,他得出了对自己来说更为实用的“经济学原理”——经济独立了,谁也别想劝我生。
“我父母一直想让我做第二个我表弟。表弟就是,父母给弄好了房子,工作是父母找的,结婚对象也是父母找的,连是否要孩子都是父母说的算,我说他还活着干嘛啊,活着很可悲,连什么时候要孩子都是人家说的算,提线木偶。现在就跟个大白痴似的,他不思考。”
思考对于车明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我来说,人活一辈子,如果不考虑世界的本质,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白活了。”而婚育问题的独特就在于,“大部分的事情,做比不去做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婚育正好反过来,单身的人比结婚的人对婚姻思考得更多。不生孩子的比生了孩子的对生育问题思考得更多。”
他出差去某四线小城做业务,看到当地人三十几岁就做爷爷,优越感油然而生:“我觉得他们愚昧。纯粹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行为,有性能力了就要孩子。”
车明宇觉得自己不胜任父亲这一角色:“就像现在让我去当市长我无法胜任一样。”他认定的父亲的能力包括“有钱有闲有精力有教育方法”,“孩子并不是给他吃的喝的就能养起来的”,正所谓,“一生儿女债”。
对于教育的焦虑来自直面惨淡的自己:“我也有道德污点,有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我不是圣人,肯定有不道德的地方。”他不放心,这样的一个自己,能否完成对子女良好的言传身教。
在车明宇看来,父母生下他以后,其实一直在“还债”。他看着在小国企挣扎了一生也耽误了一生的母亲,在生活的种种上,她与父亲之间的分裂关系。
“就是(经济和时间)条件都理想,我也不一定要。……因为我的童年是比较灰色的,非常灰色,所以抚养孩子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回忆。”
人生至此30年,他3次绝望,想到自杀。
“有时候看电视看到留守儿童,家里很困难还要孩子,我个人意见啊,那就是造孽,制造悲剧。……我从小就生活不愉快,我自己本身就是个悲剧。换句话说,我自己出生就是个错误,我怎么能让悲剧再次发生呢?”
他固执地向稀少的相亲对象宣布着自己的条件:不生孩子,也买不起房。其中“不生孩子”这个前提具有“一票否决权”,因为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以走。除此之外,什么都好商量。
其实,事情也没那么好商量。母亲曾办开玩笑跟他说,要不给你介绍个农村女孩?他不乐意,觉得农村的礼儿太多,而彩礼是对男性不公平的一种社会历史残留。
大城市的意义在于宽容,观念上的共振来得容易。因此,他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
21岁女孩的无尽忧愁
“我就觉得我要是将来变成她这样一个母亲,那该多可怜啊。”
张驰只有21岁,在心里默默地不懈地跟父母玩着换位游戏。
初中时,在优校就读的张驰谈了一场恋爱,教导主任告状到爸爸那里,小姑娘被狠狠打了一顿,从此很少跟爸爸说话。时至今日已到了21岁的大学毕业年龄,仍与父亲绝口不谈婚恋问题。
“我爸对我的教育方式非常失败,但我又没见过其他的教育方式,我将来有孩子可能只能用这么凶残的教育方式,那我还不如不生。”
一次坐公交,张驰听到一个小孩跟母亲哭闹要食物。女人不理孩子,孩子就叫:妈妈,我要饿死了!女人嫌弃起来:死去死去,赶快死去。张驰说听着这荒谬又司空见惯的对话“差点笑喷”。
“我觉得我要做妈妈也会是那样的妈妈。感觉那个妈妈也不太喜欢小孩,何必生出一个孩子来作弄自己呢……”
她就很可怜自己的妈妈,觉得温柔的母亲始终过着自我被剥夺的日子。“我妈基本就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家庭当中,我爸对她要求比较严格。(父亲对母亲有一点点领导的感觉,)比如我学习不好,他训我,还会对我妈说,你看就是你不好好教。我又不是很听话,特别是青春期那段时间很叛逆,她就经常被我气。我就觉得我要是将来变成她这样一个母亲,那该多可怜啊。”
父亲从来不检讨自己。“我小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们都是大学生,教育你的方法肯定没有错,你就听着就行了’。”小时候听这话,张驰觉得委屈,现在长大了,只能嘲笑其中的毫无逻辑,“这是哪门子理论啊。”
这个心事很重的女孩有点后悔,“当时没有想太多”。她的一个同学从小就自己看育儿的书,反过头来教育其父母,说:你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教育我。张驰后悔没像这个同学那样做。
张驰希望自己的家庭关系,能像美剧里演的那样,不要那么紧密。她在准备出国留学的过程中,妈妈常常柔情似水地跟她说,如果她出国了,在国外结婚,妈妈就一同出去“照顾(外)孙子”。张驰很为难,“一来我不想带她出去,二来我也不想生‘(外)孙子’,但又不能那么说。”她只好哼哼哈哈地用语言障碍问题进行搪塞。过了几天,张驰的爸爸偷偷跟她说,妈妈伤心了……以后再提此事,张驰就退让一步:出国可以,但孩子不生。
“我妈就说,行吧行吧……到了年龄自然就生了……”
张驰加入过豆瓣著名小组“父母皆祸害”。跟网友聊,对方说自己被迫考公务员,被迫跟父母住一起。对两代间的矛盾,张驰不喜欢对方只抱怨、不思改变的处理方式。而她的抗争方式,起码可以不让这种假爱之名实则带怨的家庭联结,延续下去。
以张驰为数不多的社会经验,她为假想中的孩子产生的焦虑还不止于此。比如上了幼儿园,老师不注重开发孩子的想象力怎么办?上了小学,老师无良怎么办?——她记得小学四年级的自己因为评价留作业过多的班主任“有病”而被同桌告密,老师咆哮着宣布革去她中队长和课间操检查员的职务;上课发言从来不叫她,哪怕只有她一个人举手;她偷偷跟着学校的安排继续做课间操检查员,被老师发现,背着她,当着全体同学的面,称她为“死丫头”、“倒霉孩子”。她仍然记得在办公室,问班主任拿纸时,这位四十多岁的成年人,慢慢地转过头,瞪了她一眼,又慢慢地回过头去做自己的事。她不知所措,也不敢告诉家长,因为在她心里,爸爸和老师是一伙儿的。
“我就想,要是我的小孩碰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他只能孤独地留下童年阴影……”
有人在微博上教了一种家长识别无良老师的方法:跟孩子玩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孩子演老师,家长演孩子。孩子的扮演一定是基于他的老师的表现,有样学样。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可是)要费尽心机地跟孩子玩儿这个扮演的游戏,好麻烦啊。”
到了中学又面临升学压力。张驰想来想去,压迫感似乎逃不掉。那么,出国呢?“我在美剧里看到亚洲小孩也很容易被欺负。被强壮的人欺负,被排挤。再什么时候自杀了……哇……”
“我小时候也是天使哦”
“做丁克不是因为觉得孩子不可爱,或者觉得孩子烦,就是不想让那么纯洁的人,最后变成一个让人厌恶的人。”
秦子怡出生在1980年1月,受的是70年代末那一代的教育;父母是传统知识分子,待人接物上老实本分,夫妻间争争吵吵偶尔失控,但婚姻关系一直维系。小时候家庭空间有限,三代同堂大混居,扶老携幼的场面每天都轰轰烈烈地在一片屋檐下上演。
“为什么中国人找到自我比较难呢?就是从小这种环境(造成的),还是农业社会的影子。你没有自我,到底怎么找到自我你也不知道。谁都可以来插你一杠子。”
年幼的秦子怡觉得压抑、不开心,便立下一个志向讲给朋友听:长大要过跟父母不一样的生活。朋友说:哎呀我正相反,我想的是,除了这样,还有别样?
从27岁开始思考生育问题,到30岁时裸婚,如今的秦子怡算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当初的志向——与父母不同。她自己开公司,不给别人的大机器当螺丝钉;她决定不生孩子,过相对纯粹的自己的人生;她张罗一圈人搞互助养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不忘加强社会联结和支撑。
“现在(中国)人内心还是挺脆弱挣扎不淡定的。我觉得在我和我孩子的有生之年,我不认为(中国)人会活得很轻松淡定。”
秦子怡的生育观更多的是社会塑造的。大学毕业时,心里一团热火的她决定放弃留校,“想看看社会”,“人们都说做生意的人都特奸猾,公司肯定是个特历练人的地方”,喜欢挑战的、新出炉的女大学毕业生来到一家小公司,她斗志昂扬地想着“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上班路要走两个小时,她每天都7点就到公司,自愿加班,赢得老板赏识,但也时常发生争吵。比如供应商说,一个月才能供货,而她的老板要她去压榨对方,必须7天供货,她会跟自己的老板吵架:为什么强人所难啊?
她“公私不分”,“把谁都当朋友”,后来发现人家会利用她的真诚。“这特别颠覆我的价值观:人为什么这么卑劣?”
在小公司呆得腻烦后,她又想到大公司充电。但公司政治让她困惑。她看到在公司呆了十几二十年的人,统统都是一副嘴脸,“面具戴久了摘不下来”。老同事提醒她,不想被制度化,就早点离开。她开始思考自我价值。
“我不想变成那样,就觉得一个女孩完全功利化了的话,就成为一个机器,一点都不可爱,给人的感觉特别不美好。”
秦子怡想寻找到一种可以保持自己的环境,却用了最富有挑战性的方式。她到一家小公司,做销售。
“这个公司让我接触到那种牛鬼蛇神的机构,城管、工商、税务……(我的工作是)给人家送礼,陪人家去洗澡、打牌,那时候我觉得人都要崩溃了:为什么体制内的人是这样的呢?!”从外企直接降临到这个环境,秦子怡连送礼都不会,紧张害怕。接触得多了,“就更了解人性了”。
“他们也是人,很多人没跟他们接触过,会害怕,觉得他们是老爷什么的,其实那才是人性,最真实的人性,就是贪婪。……这些人都是逢场作戏,表面上对你呼来喝去,其实在给你信号,打交道时间长了就会知道,他这样(做)是让你给他点好处什么的。我进入到这里面跟人打交道,很困难的,各种违规操作啊,硬着头皮上的那种。”
讲述到这部分的时候,秦子怡给自己添茶水,倒撒了大半杯。
“所以当时就对社会现状挺失望的。”
现在回想,秦子怡说:“当时太单纯,就像一个鸡蛋剥了壳,放在灰尘里,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全的状态。我算比较幸运的了,没有碰到过什么事,但很危险的,什么人想(使坏)的话,你肯定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今看到一些单纯的父母,对她说孩子多么可爱。秦子怡会反驳:“做丁克不是因为觉得孩子不可爱,或者觉得孩子烦,就是不想让那么纯洁的人,最后变成一个让人厌恶的人。”按秦子怡的说法,一些“像被洗了脑的妈妈”成天感恩,感谢自己的孩子如天使一般降临,每听到此,秦子怡都会泼冷水:“我小时候也是天使哦!”
秦觉得自己够幸运了,不仅没有失足,更难能可贵的是坚持了自我。她感到社会力量太强大,不可控,自己幸存了,生个孩子出来,如何保证他(她)同样幸运?
不生孩子,解脱那个生命不能自决的风险,也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她特看不上那些嘴上说择校不对,自己又穷尽门路散尽千金让孩子往里挤的人。
“我觉得这(对改变社会)没有好处,我可以选择不要孩子吧,不走这条路吧。这也算推动社会的一点努力吧。”
其实她也明白,“我们这一代就是炮灰级的,不管你怎么选择,都是炮灰。因为你就在这个历史阶段。罗大佑不是说了吗,你以为你是未来的主人翁么?……”
至于盼着孙儿的父母,秦子怡的自主解决方案是:“对父母要敬而远之。上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更单纯,不知道怎么去享受,这也是你给他们一个机会去享受。一般人是有自学的能力的,你给他们时间和空间,他们开始会纠结,慢慢地会知道怎么逗自己乐。你逼迫他们,给他们一个距离,他们自然就会成长。虽然他们是父母,但也要成长。父母不是敌人,看到你的状态很好,也不会(揪着不放)的。这种选择也是把父母当成人,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枷锁。我很不喜欢中国这种悲情、恩情,在中国活着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惊险的旅程,干嘛还活得那么累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经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