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的“现代性”

金耀基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要构造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寻求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这种秩序，也必然包含中国传统的因素。在这一进程中，现代大学教育扮演着终极的角色。大学除了提供知性功能以外，也应肯定“实践理性”的重要性，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行动能力与价值观。

构造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

问：你一直在倡导中国的现代性，最近有哪些新的思考？

金耀基：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围绕着我。1966年，我开始写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第一本书《从传统到现代》，那时台湾还有一些文化论争，论争只是重复五四前后那些东西，我觉得，看中国问题，对切入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必须要有真切的把握。1964年第一次到美国进修，回来后我用社会学的一些理论与观点（论述是社会科学式的，不像过去一些文人式的讨论），提出来一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设学校”之举，是中国文化与教育上“现代转向”的一个标志，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中国政治发展上“现代转向”的里程碑。 无疑地，中国的现代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颠覆了中国两千年来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这个传统的文明体系，就文化规范的角度言，诚如陈寅恪所说，是建基于儒家的三纲六纪的，名教纲常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制度化的呈现，我称之为“制度化的儒学”，它与传统帝国、皇权及科举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指出，从洋务到维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虽是愈来愈烈的批判，实际上中国文化并没有消亡，但儒学是被“去中心化”了，而“制度化的儒学”则是寿终正寝了。（详见2007年12月北京大学第二届费孝通纪念讲座论文《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

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寻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从事于“制度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有太多的事件阻滞或扭曲了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显著的如军阀割据、日本的侵华、“文化大革命”，内地到1978年之后才大步走向中国现代化。

内地近30年的现代化，几乎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中国进入世界，世界也进入中国。因而在中国崛起的强音中，不能不冷静地自问，中国现代化的最后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将来要构造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就是寻求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