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警

卧底染上毒瘾，对刑警宋名扬来说仅是悲剧的开始。他风光而隐秘的工作像一个悖论：以情义换取更多的背叛。他相信忠诚信义，却未曾提防人生拐角处，警方和线人正合谋布下一场牢狱之灾

“戴过吗？”管教拿大脚链子咔往那一扔，跟我开玩笑。

我说给人戴半辈子这东西了。

“自己戴过吗？”他又问。我说什么意思啊李哥。他看我真急了，说没办法，咱出门都得戴。我就不说话了，自己吭哧吭哧戴上。

刚要走，他问沉不沉。我没说话。“会趟吗？”我也没说话，这时候眼泪歘就下来了。

那时候真给我憋屈够呛的。我×你妈的，给人戴半辈子今天我摊上它了，是不是给人戴多了？那脚链子多沉，我拿手掂量过，但没用脚衡量过。什么滋味啊？脚磨得直流血，现在都成疤了，能不疼吗？弯腰能减轻点负担，走起路就跟狗似的。但我就这么挺直了走。

我不想弯着腰跟狗似的。我是警察，虽然有今天，但我还是个人。

一

在宋名扬（化名）第二次出狱两个月后，我们约在一家中档饭馆见面。他点了两样：酸菜馅饺子，猪肉炖粉条。“其实不瞒你说，我以前就没这么吃过饭，”他说，“什么时候，都是一大帮人，哗啦一大桌菜，”跟那些北京侃爷一样，他爱用拟声词，“这样的菜我都觉得寒碜。现在我知道节省了，点多了怕人笑话，说我都这样了还装呢。”

采访进行到第3个小时，宋名扬才把一直戴着的蛤蟆镜摘下来——他的派头还在，90年代人称“宋大款”，一件当时售价几千元的登喜路polo衫，如今穿上身也不觉过时。

49岁的前公务员宋名扬已进入退休后的第7年，头发乌黑，散发出光泽。染发膏、摩丝和20年前的名牌让他看上去显得清爽恬淡，像所有享受这个年纪的绅士一样。

外人无法想象，就在60天前，老父亲在看守所门口看他满头华发走出来时会是多难过。

30年前，成为警察的欣喜没有在这个工人家庭持续太久。在他当刑警的那些年里，送到门上的恐吓信迫使他两度搬家；在他染上毒瘾后，昂贵的戒毒费用和他屡败屡戒的努力，耗光了老父母的退休金和他们小卖部的收入。痛楚和绝望的情绪，在三代人蜗居的那套63平米的老房子里挥之不去。

直到有天他带律师来家里取材料，打开抽屉，从一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取出6块公安部监制的个人三等功奖章，还有若干集体功证书。老父亲惊异地瞪着那些蒙尘的荣誉。在此之前，宋名扬从未在家人面前展示过这些。

他的妻子长期在精神病院住院。出狱后他去探望，一年不见，妻子模样未变，他却已满头斑白。

“半年没来看我了吧？” 妻子说。

“对，我出差去了。”

“身体怎么样？怎么就胖不起来了呢？”她端详丈夫的脸，“你是不是又把被子烧了个大洞？”

他们的儿子很少说话，这成了他现在最大的心病。“从小没管过他。干我这行说不准哪天就光荣了，所以我不能让孩子依赖我。”他说。

二

宋名扬的车开得很稳。并道，停车，动作规范，甚至有些谦让。但在离开饭馆启动汽车时，他扭头倒车，麻利地从周围乱糟糟的车群中脱围，却露出几分让乘客不那么踏实的霸道来。“年轻的时候，我开车跟土匪似的。”他说，“正喝着酒，电话响了，那真是拉着警报就走。”他觉得那是这个职业的“特权”，审讯时他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特权。”

出狱后他几乎没去见任何朋友，当然也鲜有人上门拜访。“朋友很多，但一点用都没有。”平常他总窝在家里不愿见人。他说自己常“看见日出就想死”。天一下雨，他便心情大好，独自开车四处溜达，漫无目的，走哪算哪。出狱第三天，北京赶上难得的大雨，他从西长安街尽头一路飙到崇文门，眼见雨越来越大，路上积水快要淹了车轮。他没敢再往前走，慌忙找了个地方停车。那是北京的“7·21”。

他常到家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散步，那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蔫不出溜的中年男人。倒是有时，路边的黑车司机们见他会低声交头接耳：这个人就是宋名扬……

他们中的一些人十几年前就认识他，那个90年代S区的风云人物。他是流氓的“大哥”，黑车司机、货摊摊主、饭店掌柜、梁上君子抑或地头蛇圈子里的任何一种身份，都可能成为宋名扬的朋友。

宋名扬成为警察是个意外。1976年，父亲因工作调动进入首钢，一家人从辽宁抚顺来到北京S区。子从父业是那时人们对于生活近乎本能的展望，宋名扬本该像他哥哥一样，顺理成章成为家族的第二代首钢工人。

从小到大他成绩不坏，高考却不幸落榜。他和一群工厂子弟参加首钢招工考试，名落孙山者仅他一人。报名参军，脚上的鸡眼让他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