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亲历者的红卫兵记忆

2010年，《南方周末》文化版曾刊发《历史深处的来信》，披露了北京红卫兵在时隔四十四年之后，对当年被殴打和羞辱的教师的致歉，引发了国内外关切红卫兵历史的公众的极大兴趣，红卫兵是否应该集体道歉甚至赔罪，也在网络上激荡起经久不息的争论。而随着红卫兵这一代人，已成为或将要成为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的精英，公众对这个在“文革”初期掀起滔天巨浪的青年人群体，也存在着政治性的探究兴趣。但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出身和教育背景如何，与高层政治斗争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联，其自身又有着怎样的特性和利益诉求，红卫兵运动中的暴力程度如何，这场运动是如何终结的，等等，至今仍旧是谜团重重，面目模糊。

所幸的是曾经是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北岛等人，继集体记忆《七十年代》之后，又邀约这所那个时代北京最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在时隔四十多年之后，从各自的立场、意识形态和情感出发，重访了1965年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的运动现场，为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见证，编辑成《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遇罗克是那个时代一个标志性的独立思考的典范，但其人其事，很少为人所知。牟志京是北京四中《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而遇罗克的《出身论》首次刊登即是经过他的改订和润色，因此，牟对遇罗克有一些珍贵的回忆，比如他第一次见到后者的情景：“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洪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据牟的观察，遇罗克并非常人所认为的书痴或书呆子，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折射出睿智和灵敏，而其政论写作，更是“出污泥而不染”，没有受到那个时代社论体语言的污染。遇罗克的心智生命非常丰厚，他兴趣广泛，在跟牟数次聚会时谈论的都是哲学、历史和文学等精神性的命题，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等现实议题。更悖论的是（如果牟的记忆属实的话），遇罗克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其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这个细节，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