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起草的波折与反思
江平几乎是1949年之后中国立法时代的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这篇文章回顾了历时长达五十多年的民法典起草的个中波折，可视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经典缩影，从中亦可窥见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一部法律的成败。
责任编辑：苏永通
江平几乎是1949年之后中国立法时代的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这篇文章回顾了历时长达五十多年的民法典起草的个中波折，可视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经典缩影，从中亦可窥见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一部法律的成败。
1956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刚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时，就听说正在制定民法典。但到今天为止，民法典还未出台。
第一次起草：遭遇“整风”
1954年下半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开始起草民法典。当时立法的体例，当然是受苏俄民法典的影响，但具体内容，并不全部抄袭苏俄民法典。这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很相似，学苏联，但绝不抄袭苏联。
真正促使这个起草班子加快工作进度的，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有关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制定民法提出的要求。第一次的民法起草，写了525条，开始到各地征求意见，“整风运动”已经开始。领导说，先回去参加整风运动。
从1949年到1957年，客观地说，国家对法制还是比较重视的。但就整体大环境而言，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对于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并不热心。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所发表的言论：民法、刑法这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
反右“阳谋”劫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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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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