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读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

危机当头，学术不能置身事外

九一八事变（1931）与伪满洲国（1932）建立之后，整个中国都在风雨飘摇之中。1934年，顾颉刚和朋友们在北京创办了《禹贡》半月刊，虽说是讨论历史和地理，但心中想的却也是民族和疆域。在发刊词中，顾颉刚针对日本分割中国边陲与分化中国民族的论述，痛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停刊后，1939年顾颉刚又为《益世报》办了“边疆附刊”，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他再度聚焦民族和边疆问题，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希望人们不要太注重汉、满、藏、回、苗等等区别。为了在危急时刻重建国族认同，他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疑古主张，对可能启发过他提出疑古思想的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进行批评。

与顾颉刚一直有分歧的傅斯年，虽然主张在国家危机的时候，不要轻易地谈“民族、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但也对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念表示赞同，觉得他“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并痛斥一些民族学家拿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当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进行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

联系到傅斯年曾撰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割裂满蒙的言论；给顾颉刚写信，痛斥日本人在暹罗鼓吹桂滇为泰族故地、英国人在缅甸以佛教信仰拉拢云南土司鼓吹立国、署名干城的文章宣称“汉人殖民云南”是鲜血斗争史；再看到他坚决反对给田汝康《摆夷之摆》一书以“研究泰国、越南、缅甸或马来等地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的蚁光炎奖金，是因为云南不可以被视为泰国一样的“外国”，可以体会到，这些有关民族和边疆的学术议论，与国家存亡和民族认同有着莫大关系。一直到1944年1月23日，傅斯年给一个叫做郑细亚的人写信，尽管对方只是一个学界门外汉，但是事关国土，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向他说明“大清帝国之版图是怎样，民国是满清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并且一一解说“谁把中国土地占去最多”。

在最近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册中，我看到了这些过去不曾公布的材料，深知这一论述和争辩的重要。那个时代，傅斯年、顾颉刚以及马毅等人，一方面，针对留洋回来的民族学家吴文藻、费孝通仍在国内进行民族识别，甚至承认“中国本部”即传统中国为长城以内十八省的说法，提出严厉批判，说“这是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傅斯年认为这样闹下去，对国家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官方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顾颉刚与马毅一道，在1941年向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二届边疆教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订正上古历史汉族驱逐苗族居住黄河流域之传说，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从中西融合到确定中国文化本位，从批评帝国主义影响到改变麻醉的学风，从驳斥尧舜禹抹杀论到中国人为黑白混血论，他们在特殊时期，试图重新认识和诠释中国文化，“作成新的历史脉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

学界的争论风波与来自舆论的压力，也影响了政党与政府。当年的国民政府不仅成立有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