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柯达人文关怀计划】张开眼睛，听电影

“三毛把真丝衬衣脱下来甩过去。”播讲人对着画面说。

“呦呵呵！”听众赞叹。

“把鞋子踢到贵妇的身上。”播讲人继续说。

“唉呦，真厉害！”听众中有人点着头。

“披着一条毯子和流浪儿们走出门去，又住回大街上。”

这是一个人在“讲电影”。十几个盲人静静坐在她身后，他们就是听众。

“小瘪三！”画面上的中年人开始向流浪儿叫骂。

盲人们互相小声嘀咕起来：“嗯，我知道的，上海人就是这么骂人的。”

1

这是在给眼睛不好的人们“讲”电影。

每个星期六上午，民间公益机构红丹丹，都通过“心目影院”的平台，组织志愿者给视障人群讲电影。成立9年来，已经讲了三百多部电影。

盲人张建国照例起个大早，在由远及近的鸽哨声里，下19路公车，向西十步，右拐进大门，穿两进院子，踏进右手边的堂屋。这是老北京城腹心地带、鼓楼脚下的胡同深处。

他喜欢革命战争题材的中国老电影，《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听几遍也不厌；郑保林喜欢外国经典老电影，广播上听了不过瘾，再来红丹丹听。

“心理学上讲，一个开门声、一个脚步声，后面能维持的空白时间，不超过7秒。一句话话音落下不能停1分钟，要不然盲人就该问了：怎么了？”老播音员苏京平退休后，常常跟志愿者们一起分析讲电影的要领。

空调是CCTV2捐献的，电视是创维捐献的。墙上贴满了电影海报。几十平米的屋子摆设简单，但是满满当当。

人多的时候，坐满一屋子。

这里来过很多名嘴。盲人郑保林，就是2006年听了央视王小丫讲电影之后，彻底成了红丹丹的粉丝。

红丹丹创始人大伟讲的《天下无贼》，一直让盲人老刘记忆犹新：“黎叔冒充警察，真警察过来捅他的时候，他还装呢，人家早看穿了：‘帽子摘了，起来起来！’”

《盗梦空间》他们听不太懂。《幸福时光》他们很不喜欢——那个赵本山扮演的下岗工人。用善意谎言帮助盲女的故事，却刺伤了盲人们的感情：“拍得太假，违背了盲人的生活规律，给那姑娘一张纸，就说是信。这样骗盲人，太过火了。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我们不喜欢。”

这里也讲过《廊桥遗梦》，盲人们讨论得激烈，大多认为：幸亏女主人公坚持了家庭，没有选择继续错误的方向。对于他们来说，更愿意在电影里看到一个逻辑明快、是非分明的世界。

2

51岁的张建国，孤身过了大半辈子。

十几岁读盲校、毕业进福利工厂，工厂垮了之后，回家领低保和养老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是1360元。

论基本生活，这些钱够花了。

饭能自己做、衣能自己洗，就算买东西费点劲，进了超市，也有导购和热心的人们帮忙带路。但可去的地方，实在太少。

原来，北京市残联有活动，教唱歌、下棋、打牌。2011年合唱团的盲人们闹了矛盾，唱歌的活动减少了很多。日子久了，也觉得下棋、打牌挺单调，于是改去虎坊路的盲文出版社。那里有盲文图书，还能参加一些培训。

而盲人郑保林习惯去的地方，除了红丹丹，就是西城区图书馆了。看盲文书、猜灯谜。

这些为数不多的地点，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郑保林说：“活跃活跃心情，充实一下生活。”

前几天红丹丹重讲了《渡江侦察记》，志愿者问：谁记得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

张建国马上举手发言，这是他钟爱的电影、熟悉的故事。他很愿意回忆这样的经历：“就跟老师提问似的。”

“原来每天上班，现在去那儿就像上班一样，有个团体气氛。有时候大家伙互相打电话问问呢：知不知道这礼拜六讲什么电影啊？见面打招呼时候说：今儿礼拜几了？这礼拜你去不去啊？都盼着呢！”

比起张建国，郑保林要幸运很多。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至今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在生活上受到他们的照顾。

年轻时，也不停有人介绍女孩子。盲人的情感问题是个大难题。两个盲人一起生活的机会并不多，即便有，生活上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找健全人，女盲人几乎不可能，男盲人的顾虑就是——怕被骗。这样的事情，在盲人圈子里毫不新鲜。

不是没有人给郑保林介绍过身体健全的女子，他还是放不下种种担心，最终作罢。

左右两难的状态中，几十年一晃而过。今年郑保林54岁，已经不再考虑此事。他笑着说：“世上这么多人，也不在咱这一个是不是传宗接代。”话是笑着说的，心里的苦涩却掩盖不住。

同样，如果没有意外，张建国剩下的岁月，就将在家、红丹丹和虎坊路盲文出版社三点一线的岁月中走过去了。

来听电影，是个老朋友聚会的机会。“这里没有图书馆设备好，但是志愿者们人好。”

张建国和郑保林在盲校时就认识。如今，两个中年单身盲人每周在红丹丹“见”面，电影开场了就并排坐在一起。一个肩膀不利索了，另一个就给帮着捏捏。

盲人的朋友都是盲人。听完电影，在门口胡同的小酒馆里喝上一盅，吃几个小菜，聊电脑手机、聊哪里的盲人按摩店有工作机会，就是他们莫大的享受。

3

红丹丹的创始人大伟和郑晓欣夫妇，从最初涉足残疾人题材的无障碍视听电视栏目开始，接触到了残疾群体，后来培训盲生，想帮助他们在广播电台就业。

普通话的一级甲等拿下来了，电脑应用学会了，也能跟采访对象对话了，但严酷的现实是：“他们的知识构架和思想方式还是盲人状态，没法承载媒体人的社会角色，视觉障碍让他们没法了解完整的事物和社会生活的常态。”

两口子蒙上眼睛，用盲棍走很远的路，去体会盲人的感受。

终于有一天大伟明白：盲人需要的，就是看见。他们为什么不说出来？因为一旦说了，就证明自己是瞎子，不得不靠别人来生存。

由此，红丹丹确立了面向1233万盲人的服务方式——视觉讲述，以及围绕视觉讲述的各种服务。讲电影，就是一种信息补偿方式。在短时间内，反映人类社会的历史事件、人的成长经历，让盲人看到国王、乞丐各色人等。

社会对这个人群的陌生，曾经让大伟吃惊。

“心目影院”刚开始时，“屋里那气息，都让你没法待”。

有一回，一位盲人踏雪而来湿了鞋袜，志愿者想帮他换一双，结果袜子脱下来，竟能和鞋子一样立在地上——不知有多久没洗了。

他们的生活，是何等孤绝。

越是接触，大伟就越是深感：社会对盲人的了解太少，助残行动的常规化、专业化程度太低。他们苦于找不到关于盲人社会和心理影响的研究，社会理性助残 的主动性非常不够，大多时候表现为盲目的有闲文化。常见的社会意识，会把残疾人和健全人的区别，当作区分人群的方式，甚至把“健全人”称作“正常人”，有 的健全人对残疾人给予俯视关爱，有的进入另一个极端，变成仰视关爱，这就更容易造成残疾人“以残卖残”，不利于形成真正平等的人际关系。这样一些怪圈，都 是缺少研究、了解的状态下造成的。

4

电影演到三毛露宿街头、被人追打的时候，刘阿姨站起来走了。

上一次，也是演到一个悲伤的地方，她“看”不下去了。

后天因病或因意外事故致盲的人群，是心理特别脆弱的人群。

先后有过很多人来红丹丹当志愿者。为盲人服务并不简单，他们的心理敏感、微妙，让他们感受到平视的尊重，比在生活上、行动上的照顾和帮助，更重要。

因为生病而致盲的李爱芬，曾经在失去光明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不准家里人看电视，电视一开，她就冲到窗边去喊着要跳楼——她忍受不了自己失去视觉的残酷现实。

就像讲电影一样，她的家人也开始尝试着给她讲讲眼前的世界，终于她有一天主动说：你们看电视吧。

原本在公司做行政的曾鑫，2005年从广播节目里得知红丹丹的事情，做了三年志愿者之后，2007年正式成了红丹丹的员工。

她有了很多盲人朋友，“他们像你生活的一面镜子。老跟他们打交道，你就不能不想：我要是有一天看不见了，能不能走出家门？能不能对生活不恐惧？能不能活下去？”

这种自我反思，被归结为“残健之间的双向回归”。

“跟盲人说话，你最好先轻轻碰他一下，让他知道你在他旁边。如果要离开，也先跟他说一声，或者轻轻碰他告诉他，别不声不响地走开，要不然他会以为你一直在那里。”

视障人老黄的拿手绝活是叫卖。他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也爱听相声，自己学了一番老北京街头叫卖。如果有人愿意听，他就会扯开嗓子：“豇豆黄瓜辣椒西红柿喽……”

众人使劲鼓掌，笑纹浮上老黄的额头。虽然，也许他们已经听过很多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