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财长”宋子文

来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义小花，在宋子文年轻的心上微微拨动过，却不曾找到在中国培植生根的土壤。自迈入国家机器，他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周前，他刚在重庆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

封面上的宋子文远眺前方，意气风发。“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标题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封面文章称宋子文的出任，“将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带来希望”。

被排斥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整整10年后，宋子文再一次重返政坛。这一次，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兼行政院代院长、外交部长两职，并实际掌控了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

没有人会责怪宋洋溢出来的自信与骄傲。当时的局面是一片乐观——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战终于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还有他不辞辛苦争取来的大量“美援”，其中包括一笔高达5亿美元的长期无息借款——这将为中国战后的恢复和重建输入充足的“血液”。

宋子文的“万分努力、万分忍耐”，连美国人都被深深打动了——称他是“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

“通往胜利的路”确实在峭壁之上——他的大姐夫、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孔祥熙刚刚被赶下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被战火摧残，物价上涨如脱缰野马。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从1942年到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大学里，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教员和学生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疟疾和肺结核随处可见。

和这副民生凋敝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普遍的贪污腐化。独立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黑幕的消息，这些故事流言虚虚实实，其中不少有夸张和捕风捉影的成分，但足以令民怨沸腾，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他们可以承受清贫、“共赴国难”，但不能容忍政府的腐败猖獗到这个地步。

“美元公债丑闻”、“黄金舞弊案”，接二连三地爆出和孔家有涉的丑闻，也令美国非常不满——他们不能忍受对华援助“肥”了中国贪官的腰包。

相反地，宋子文给英、美的政府高层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宋子文的率直，曾亲口对宋子文说，他很愿意与宋打交道，但是对孔祥熙不敢恭维。为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当顾问的英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滋罗斯也非常信任宋子文的能力，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孔祥熙的财政政策，市场非垮掉不可。

“还是让宋出来吧。”他们对蒋介石说。

两朝“国舅”，两任“财长”

这是宋子文踏入政坛以来第3次掌控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大权。他第一次所效力的，是孙中山建立的广东革命政权；第二次和蒋介石合作，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

前一个是他的亲姐夫，后一个是他的亲妹夫。两朝“国舅”，两任“财长”，复杂的姻亲关系与个人的政治命运，使他和他的家族成为各种小说、传奇、电影的主角，任人们谈论、猜测、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正是他的二姐宋庆龄。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出任大元帅，第3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新生政权面临种种难题，尤其让孙氏焦头烂额的是财政问题——为了筹款征税事宜，新政权和当地金融工商界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已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弟弟引荐给了孙中山。从情感上来说，在宋家兄妹中，他和庆龄最为亲近，两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

年轻的宋子文此时正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情感。留美归来后，他几度投身实业，后在晚清著名大官商盛宣怀家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担任秘书。他常常出入盛府，成为盛家七小姐谨如的英文老师，郎才女貌，两人很快坠入情网。然而，在看重门第的盛家看来，这位堂堂哈佛毕业生算不上有来路的世家子弟，不过是“教堂里拉琴的”的儿子。

在盛家“棒打鸳鸯”下，宋子文一走了之。走之前，他曾恳求盛七小姐和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盛小姐终于没有勇气成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后，已是政坛新贵的宋子文对年轻貌美的江西商人之女张乐怡一见钟情，后结为夫妻。盛家则悔之不及。

在广州，宋子文很快在财税事务方面显露了干才。孙中山也不断地对他委以重任，起初，委任他为其大本营秘书；同年5月委托他筹备中央银行；10月委任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正式出任行长。1925年，年仅31岁的宋子文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不负所望，将他所学的现代西方金融知识一一运用施行，筹建中央银行，统一广东财政，对财政机构和征税体制进行整理，使得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并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

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身为军事首脑的蒋介石控制了江浙的军事局面。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分歧日益加深。蒋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拢进他的阵营，在他眼中，宋的理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1927年3月27日，坐上英商太古公司“重庆”号的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上海，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以满足新政权的急需。同日，国民政府也致电上海当局和各方，要求他们服从、配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全权管理财政事宜。

早年混迹上海滩、熟悉地头的蒋介石早已抢在宋之前，和虞洽卿、荣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会，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

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公开决裂，随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宁汉之间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蒋介石随即以武力“清共”，一夜之间，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境颇不理想。他没有公开斥责过蒋介石，但对蒋的作为是不满的，他曾对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谈到，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和罢工等群众运动，但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是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正统。

在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赫贞的谈话中，他悲观地感慨：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

5月份，蒋介石任命其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据汉口的报纸报道：杨、陈时常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亦曾收到过匿名恐吓信，每日只能深居简出，避免社交。

美国记者希恩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幢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当财政部长，要不坐牢。”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然而，他的天平开始一点一点地倾向了蒋介石。

武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