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说事——专访王蒙

“如果几个派别用不同的观点在那儿谩骂，两边吵得非常凶，有一个人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态度出来，很平和地说，你们不要这么吵了，咱们坐下来谈谈。也许两边的人会同时骂你，认为你在那儿装腔作势，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这个说话建言者冒的风险，比他站在某一面谩骂不见得小，甚至于几派会一块来夹攻。我这一辈子常常品尝夹攻的这种滋味。”

王蒙说他这辈子捍卫的只有游泳和写作的权利。从1980年代起，每到夏天，王蒙都会到北戴河、烟台等地写作，他的《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我的人生哲学》、《青狐》都是在这里打的基础。

2012年7月30日和31日，年近八十的王蒙两次接受南方周末专访，谈他的新书《中国天机》。书中有王蒙对中国政治运动的回顾和反思，有对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建言。

“我是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发展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求证者与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问题。不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而要痛痛快快地写自己的见解。”王蒙说。

王蒙靠《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震惊文坛，是毛泽东点名保护的文学新人，在1950年代后期被打成右派，赴新疆16年劳动改造，1980年代回到北京后写就《青春万岁》，曾任中央委员、《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长。

“我曾经很欣赏咱们的一个哲学家，就是庞朴教授，他主张一分为三。在拥护与打倒之间，在歌颂与批判之间；在圣人和败类之间，在英明和昏乱之间，都应该允许有大规模的中间地带。”

王蒙自认为“能够掌握住一个在维护总体体制这样一个方针下面，很直白地发表了许多带棱带角的意见。这些诉求是建设性的，但是它也很有尖锐性”。

1950年代，王蒙阅读了中共华北局的内刊，知道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当时想，为什么这个刊物不公开发行？让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在想什么。这些年，他喜欢追忆、咀嚼、研讨中国的问题，不愿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而要痛痛快快地写自己的见解，这催生了新书《中国天机》。 （彭世团/图）

杜绝“假大空套话”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你在书里提到的，官场上“假大空套话使政治信誉丧失”。

王蒙：我上初中时，听国民党北平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在广播里边讲话，讲话本身那个调子，那个拉长的声音就让人反感到了极点，用的都不是他的声音，是国民党官场的腔调。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叫李新（当时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跟我一讲话，我觉得他那些道理都特别新，说话都特别充满感情，充满了政治的激情。

比如说我在读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实际上是陈布雷替他起草的，那文章里头也都是呆呆板板，蒋介石最要命的是他的半文半白。你再看看毛泽东这些共产党人写的文章，多生动多活泼，用的都是自己的词。

包括苏联那些特别富有煽动力的文章，比如斯大林在二战时的讲演，我就觉得比国民党要强得多。共产党没有不敢批评的东西，孔夫子他也敢骂，蒋介石他必骂，美国、日本都骂，当然后来连苏联都骂，而且文风很开放。

现在的官话系统之强大，连儿童都受到影响，我被邀参加我70年前上的小学开学典礼，就连小学开学典礼上，从校长到教师到学生代表的讲话，一律是念稿，一律是陈词滥调。

南方周末：八股式的官话谱系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王蒙：全是枯燥，假大空、套话、空话，甚至是乏味。怎么造成的？我觉得和历次政治运动，抓说话的辫子有关。“文革”当中，容易抓别人辫子的就是说话，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怎么办呢？第一是不说话，但有时候必须说话，那我重复你的话，我要表达对领导的忠诚，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