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柯达人文关怀计划】从6个到45个：“留守”陪伴者

71岁的廖祖彬，已经搬到江西省会昌县，跟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了一年。作为一个近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廖祖彬在会昌这个小县里的名气很大。

1998年，他创办了会昌第一个专门为留守儿童服务的“乐园”，亲自教数百个留守儿童教书认字。直到2011年，年事已高的廖祖彬不得不搬入县城跟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而“乐园”也因此停办。

坠入“乐园”

1998年，在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小密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判了无期徒刑。

和村里很多孩子一样，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的大量时间交给了社会上的“朋友”们，直至偷盗抢劫。

也就是在这一年，刚刚从乡镇林业工作站站长岗位上退休3年的廖祖彬，被这个十来岁的无期犯的事情震惊了。他眼看着村里留守的孩子们“厌学逃学、打架斗殴”，心想：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自己为什么不把他们集中起来、督促学习呢？

很快，在1998年的春天，廖祖彬在自己家里创办了全县第一所“留守孩成长乐园”。

“因为穷，我家祖上三代都没有读什么书，所以很重视知识。家里的孩子都出去了，我退休后没有负担，就想把余热贡献到关心下一代这方面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说。

“乐园”最初的六个孩子，是亲戚朋友陆续送来的。最多时，这里同时照管着45个留守儿童。先后有近300名学生入园学习，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中很多都考入了重点初中、高中和大学。

最初进园的6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经常偷自己家长辈的钱，偷学校东西。“这种不良行为再发展下去很不利，我就跟他讲，‘从小偷针，大了偷金’。这样下去，很容易犯罪。”

苦口婆心，孩子终于渐渐端正了行为习惯，顺利考上了大学。多年之后，成了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

于是，廖祖彬的“乐园”开始广受关注。　　

有的孩子是家长送来的，有的是他去家访时碰到的，还有学校宣传动员后慕名而来的。一到周六上午，廖祖彬忙得连吃早饭都没有时间——厅堂里总是坐得满满当当。

乐园的教职员工只有一个——廖祖彬自己。每周六上午，廖祖彬把他们叫到家里做作业，练钢笔字和毛笔字，唱歌，讲故事。

“他们都很沉闷，有失落感，性格比较孤僻，成绩比较差，也不大听长辈的话。”廖祖彬描述。这些孩子的心灵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从来没有当过老师的他，尝试着去做一个陪伴者，倾听这些长期被外界忽略的孩子的心声，让他们敞开心扉。

接触中，有的孩子告诉他，爸爸妈妈在外地，很难通过电话交心。也有孩子表示，自己产生了逆反心理，跟爷爷奶奶的关系不好。廖祖彬总是耐心倾听，然后为他们讲道理，舒缓其情绪。

有一个孩子给廖祖彬的印象最为深刻。爸爸妈妈在他出生后很快外出打工，最开始是奶奶带他，后来外公外婆觉得奶奶没有文化，于是他在1岁时就被送到外公外婆处。一直读到四五年级，他开始不听外公外婆的话，留级后，又被送回奶奶处。

就这样，孩子在亲人中间被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奶奶带了他一年后，叔叔生了小孩需要照顾，奶奶就把他送到了姑姑家。

最后，姑姑把他送到了廖祖彬家。

还有一个孩子，　他的父亲在外地煤矿挖煤，不幸发生了矿难，父亲被塌陷的煤层活活压死了。事故发生后，这个孩子不再愿意读书了，再也没有来他的家。

他专门去探访，发现孩子正一个人猫在家里哭。他给这个孩子做了足足一年多的心理辅导，才让孩子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

不可持续之痛

2001年，廖祖彬筹建了一个小图书馆。“三分之一自己买，三分之一是捐来的，三分之一是各单位凑起来的。”后来又陆续有了乒乓球桌、跳绳、篮球、足球、排球、单杠。

2005年，几位教师免费加入了他的队伍。有的来他家讲化学课，有的上书法课，有的来教唱歌。

留守儿童成长乐园还吸引来了很多支教的大学生。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主动联系，申请暑假支教，随后江西农大的学生也过来了。他们教孩子英语。这些大学生自己掏钱住在旅社里。假期结束回了学校，还从学校寄书回来。

一位参加过支教的大学生说：“尽一点绵薄之力，不要让农村的孩子觉得繁华的城市太过遥远。”

在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廖祖彬促成了当地公益教育机构和小密村贫困家庭的“结对子”。读小学的贫困孩子每学期可以得到200元资助，初中400元，高中1200元。目前，得到资助的4个孩子都顺利考上了高中。

随着学校的顺利开办，廖祖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当地留守儿童家庭的困境。

小密村有三千多人，青壮年大部分都在外地打工，以广州和福建两地居多。出门在外，他们只能一个星期往家里打一次电话，每年春节回来一次，在家待半个月就得往外走。

廖祖彬介绍说，在小密村的小学和中学里，父母双方都在外务工的孩子，占全部学生数的38％。父母一方在外务工的，占60％以上。

孩子只能由家里的老人带。但是隔代交流困难，“老人叫他们劳动他们不愿去，老人家要他们看书他们又不愿看。他们好玩。老人也好苦。”

而且，老人们对孩子往往溺爱，但在教育时，一般以批评居多，效果很差。他汲取了教训，这所特殊的学校采取鼓励政策，以爱的教育为主，表扬多，批评少。这一点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他们争着来，来了就签到，最先签到的会有表扬、鼓励，他们好高兴。”

此外，他也了解到留守儿童父母的无奈。很多父母回来以后，有的小孩不认父母。很多家长跟他诉苦：“打工没有赚到钱，路费又花好多。春运回家，扒火车在火车里睡一晚的也有。但不去打工，哪里有钱供小孩读书？生活怎么维持？”

不过，留守儿童乐园也触动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家长。有家长发觉在家里教育小孩效果很好，就真的留在了家里。一般是母亲一方，父亲继续出去打工。

但这一切并没能持续下去。

2011年，70岁的廖祖彬不得不搬到县城和子女一起生活，留守儿童之家停办。

“应该由国家组织学校老师去办，因为他们水平确实比较高，教育学生比较系统。而且国家要给予资金补助，比如补课费。如果不是国家出钱，很多地方不容易办好。”总结经验时，廖祖彬说。

系统性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介绍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大规模出现以来，留守儿童就产生了。但这个特殊群体直到2002年以后才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全国妇联在2008年估算的数据是，留守在家的儿童约有5800万。但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流动人口2.21亿，留守在家的儿童远不止5800万。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四川、江西、安徽、湖南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地区。其中四川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差不多每2个儿童中就有1个 是留守儿童。四川留守儿童数量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41％，在一些乡镇，这个比例高达80％。约32%的留守儿童跟（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同样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江西，留守儿童数量虽然没有四川多，但留守儿童分布的比较集中，仅江西赣州市，就有45万留守儿童。

而且，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颇为严重。在江西农村甚至流传着一首歌谣：“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

面对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关注，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应对方案。以四川省为例，通过完备留守儿童档案、跟踪记录、老师做“代理家长”等等服 务，试图帮助留守儿童更健康地度过他们特殊的童年。关注留守儿童的NGO和其他社会力量，也在实施捐助、探望、建立暑期快乐学校等服务。

然而“留守”二字的沉重，源于农村社区的结构性瓦解、青壮年的大规模外流、务工人群在城市所处的边缘位置短时间内难以改善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明显不公。

据全国妇联报告的统计，处于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约三千多万，占留守儿童总数的52％。段成荣教授的研究则表明：小学阶段，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很高，但进入初中阶段以后，辍学率就不断升高，14周岁的辍学率达到了6.7％，远高于2.6％的平均辍学率。

这个庞大的辍学群体，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就业技能，更缺乏系统的就业准备。他们早早离开了校园，有的步入了他们父辈们的外出务工之路，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生下新的一代留守儿童。